总统是靠不住的(7)_林达

七

　　这一类的事情，确实天天都在美国这个大舞台上上演。在其他国家的老百姓，也许在他们一生的时间里，都不可能有一次在报纸上，看到国家一级的领导人遇到什么尴尬的事情。当他们在报纸上频频读到美国总统的种种“丑闻”时，一定会奇怪美国人怎么会容忍这样一个总统。他们甚至更会因此而得出“美国是一个腐败的国家”，这样理所当然的结论。你想，连他们的总统都频频出问题，湟论其他？

　　但是，在报纸上读到总统的种种反面消息，在美国却是司空见惯的。要找出一篇赞扬文章来，反倒十分困难。你也知道，克林顿自从上台以来，就官司一直不断。一开始，我们对周围美国人的态度也感到很奇怪。他们并不象我们一样，读到总统的反面消息就特别敏感。后来发现，这是因为他们经常看到这样的消息，知道总统整天被国会，司法部门，反对党，新闻记者等等一大帮“专业人员”在那里盯着，“事儿多”是理所当然的。再者，他们也知道，这帮盯着总统的人，自会对这些问题从各个方向去发掘，直至掘个水落石出为止，否则决不会罢休。他们只需等着结果出来，决定下次是不是再投他的票即可。

　　我们也逐渐习惯了在这样一个局面的国家里生活。以前我们常常听到人们把权力结构比作一张网。在这个国家里，从整个权力结构来说，也好象是结成了一张结实的网。但是，我们渐渐觉得，这似乎是另外一种性质的网。因为这张网上的各个环节，不仅没有按我们的想象，一致地勾结起来，所谓“官官相护”，如渔网般去网罗共同利益，反而不仅互相牵扯，而且都是向着不同的方向牵扯。最后，如一张蛛网一样，均势力敌而达到平衡，各个环节无一漏网地全被扯住，很难有什么特殊举动。谁也不可能就此挣脱出一只手来，居高临下地一手遮天大捞一把，总统当然也不例外。

　　我们自然会提出前面一开始的问题，这一切是怎么形成的呢？既然美国总统在这里不是一个独立的顶端人物，而只是这个政府结构的一部分，那么，脱离这个整体结构孤立地去谈美国大选，就意义不大了。所以我想。我们还是费点力气，探出一个究竟来。

　　如果去探究这一切的源头的话，我脑子里顿时冒出了一句话。这是今年老朋友送给我的“顾准文集”里，顾准所提出的一个问题：“娜拉出走以后怎样”。

　　一个原来象是洋娃娃一样被丈夫养在家里的一百年前的女子，没有外援，仅仅为了个人的理想，就断然出走。这一事件怎么看都具有一种“革命”的意义。难怪一百多年来，同一个娜拉，已经被不同的人，不同的社会，从她的出走中看到了各种各样的，甚至是并不相同的“革命意义”。

　　娜拉被“带到”中国之后，不知有多少几十年前的新女性，从这个洋榜样身上汲取了无穷的精神力量，也一一冲出各自不同的家庭，造就了无数“中国娜拉”。娜拉不仅在出走的举动上具有革命性，更在广义的精神上具有革命性。于是，手无缚鸡之力的挪威女子娜拉，她的“出走”也成了充满刚阳之气的“革命”的代名词。

　　在娜拉的这场“革命”中，其他的一切皆可视为“革命的代价”而被忽略不计，可是，把一腔热情满腹关怀都倾注在娜拉身上的人们，怎么可以忽略“出走以后的娜拉”本人！于是，又引出了不少话题。在中国，我们以前非常熟悉的，就是鲁迅对于娜拉出走以后的感慨。看上去，他是对为数众多的“出走后的娜拉”忧心忡忡。他觉得“出走”还不是最迫切的，最迫切的是改造社会。若是社会环境险恶，那么孤身一个弱娜拉，到最后不是哭哭啼啼重新回家，就是流落风尘，未见得就是好结果。这么一来，破坏了大家为娜拉喝彩的好心情。

　　实际上，鲁迅只是提醒大家，不要仅仅关心只是作为“娜拉”的“娜拉”是否“出走”，而是更应该关心作为社会象征的“娜拉”，是不是发生变革。这才是“玩偶之家”可以发掘的更深一层的意义。在诸如鲁迅这样的提醒下，大家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一场社会革命上，相信这才是一个根本解决问题的出路。

　　在实现一场社会革命时，由于它的过程十分漫长而且跌宕起伏，充满艰险充满牺牲。一场革命往往需要数代人的前仆后继。人们经历了无数次的失败后几乎已经近于绝望，每一次几近绝望又强化了一次新的渴求。因此，在许多革命中，在这样的轮番刺激之后，革命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就悄悄地从一种实现目标的方式手段，在人们心中变成了目标本身。人们就象痴迷地坐在剧场里看“玩偶之家”一样，别无他求，只求“出走”。

　　于是，革命胜利最终成了大家梦寐以求一个日子，一个突破点。当这一天到来的时候，大家在狂欢之中醉眼惺忪，看出去的一切都笼罩在五彩的光环之下，大家再一次弹冠相庆举杯互祝，互道：这下好了。

　　这样的欢庆，曾经出现在这个世界不同国家的广场上，庆祝各种不同年代所发生的性质不同的“革命成功”。我有时候会觉得一种深深的疑惑。我不知道为什么在有些地方，这样一杯欢庆的美酒会如此长久地起作用。因为，毕竟陶醉其中的各色人等都有，其中有不少人似乎是不应该久久地迷失在这样虚幻的光环里的。

　　这种庆典的气氛持续越久，当疑问升起的时候就越沉重。“这下真的就好了吗？”在中国，终于又一次有人提起“娜拉出走以后怎样”。但是这一次的提问，比起当年鲁迅的沉重发问，更增添了何止百倍的沉重。娜拉已经被升华为一个象征，天翻地覆般社会巨变的“出走”已经完成，既已如此，我们为什么还是摆脱不了相同一个问题？

　　我突然联想到，两百多年前，美国不是也经历了一番如同“娜拉出走”般的独立革命吗？那么，这位美国娜拉“出走”以后又是怎样的呢？当初这位“美国娜拉”的一举一动，不就是我今天看到的美国的种种现象的根源吗？这种联想使我的好奇心油然而生。

　　我发现，美国娜拉在经历“出走”之前，对自己“以后将会怎样”这个后果问题，也是没有深思熟虑的。她也是迫于现实才静静地坐下来，非常理性也非常现实地认真考虑这个问题的。

　　美国在“革命”以前，是一个什么状况呢。它没有值得夸耀的年头长达四位数的深厚文化传统。不错，它的早期移民来自英国。但是，它确实并不因此就敢拉大旗做虎皮，在自己的文化与英国文化或是欧洲文化之间划等号。在独立之前，他们断断续续地是从英国带过来一些“文化”，但是即使是带过来的这点文化，也早已被新大陆强劲的风迅速地吹散开来，吹得变了味儿。令人联想起南橘北枳这样的故事。

　　独立以前的美州殖民地，如果说与今天我们所看到的美国，从表面看上去有什么相同之处的话，那就是生活在这里的老百姓那种“流动散沙”的状态。这种无规律的流动，既意味着新大陆的内部流动，也包含了蜂拥而来的外国移民对于流动的推波助澜。

　　虽然在殖民时期，也有英国派来的总督政府及其一套班子。但是，在这块土地上生活的人们，始终也没有遇到过一环紧扣一环，一层死盯一层的严密控制。其根本原因倒不是英皇不想对他的子民严加管束，而是在当时的新大陆，这种管束在技术上是做不到的。“天高皇帝远”这句老话，在这里有着最真实的意义。不仅皇帝远，皇帝所拥有的庞大管理体制远，甚至连产生皇帝的文化，都非常遥远。人们的分散与流动，又使得殖民地仅有的统治，其强度从中心向外迅速递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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