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路走来一路读(58)_林达

五八

　　州最高法院说，同样的情况以后还会发生，所以医院需要法律上的行动指南，怎样处理病人不愿输血的情况。医院方面的发言人在州最高法院裁决后说，医院和医生认为，他们是根据病人的最好利益而采取措施的。正因为这是一个棘手的问题，所以才要求法官下令，以得到法律上的指导。

　　有些人不同意康涅狄格州最高法院的这一裁决。他们提出这样的问题：乃莉·维加的宗教信仰固然必须得到尊重，但是医生出于“希波克拉底誓言”的救死扶伤的信念也应该得到尊重，那么，生命和信仰，到底什么更重一点？医生的职业道德要求他们，无论如何不能见死不救。眼睁睁地看着病人死去，明明可以救活而不救，这不就违背了医生的誓言吗？病人来到医院，却又不让医生输血，强迫医生看着病人死去而无所作为，自己的信仰固然得到了尊重，但不就是强迫医生违背医生的誓言了吗？

　　但是，对于州最高法院来说，这里不仅有生命和信仰孰轻孰重的问题，也许这个问题是永远无法回答的。对于法律来说，法律必须回答的是，谁来作出这个判断，谁有权作出这个判断。在这个特定案例中，生命和信仰都是属于乃莉·维加的，生命和信仰的轻重，只有乃莉有权决定，别人不能用自己的价值标准，强迫乃莉接受。如果生命和信仰两者只能取其一，那么，只有她自己来决定，要生命还是要信仰。如果允许别人强迫她接受他人的判断，那么，宗教信仰的自由就岌岌可危。

　　可是，真的面临人命关天的时刻，耶和华见证会信徒拒绝输血的宗教信念到底是不是重于挽救他们的生命，这个问题仍然折磨着必须作出决定的世界各地的医生。这不仅是一个道德问题，这更是一个法律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个两难问题还常常被推到法官面前。

　　2000年9月，北爱尔兰的贝尔法斯特，一个15岁女孩必须接受肾移植手术。她和她的父亲都是耶和华见证会的信徒，都明确表示拒绝输血。医院表示，病人的宗教信仰将得到高度的尊重，但是他们在手术前向法院申请一项命令，允许在手术过程中，必要时为病人输血。法官应医院要求发出了这一命令。

　　2000年10月，美国弗罗里达州，一个23岁的耶和华见证会信徒跌倒受伤，在送往医院时，他明确表示不接受输血。3天后，他进入昏迷状态。为了挽救他的生命，必须输血。他的父亲，一位天主教徒，向法院申请允许医生输血的命令。他知道输血违背他儿子的信仰，但是面临生死问题，他说，“我只希望我的儿子活着，快快乐乐，即使以后他得知真相后不愿见我，不再和我说话。”法官应这位父亲的要求，发出了允许输血的命令。

　　也有法院作出和康涅狄格州最高法院相同的裁决。在日本东京，一位耶和华见证会的女病人控告医院，在手术过程中违背她的宗教信仰给她输了血。日本最高法院维持了东京高级法院的裁决，命令医生为侵犯病人的宗教信仰而赔偿55万日元。

　　在莫斯科，1998年9月，根据禁止煽动仇恨行为的教派的法律，莫斯科市检察官起诉耶和华见证会，指控这一团体毁坏家庭、制造仇恨、危害生命。法庭审理进行了半年后，命令一个专家组审查耶和华见证会的出版物，以便判定检察官的指控到底有没有证据。经过2年的审查，法庭宣布，检察官的指控站不住脚，命令检察官偿付5名专家2年工作的费用。耶和华见证会在俄国成为合法的宗教团体。

　　生命是宝贵的，我们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信仰也是宝贵的，人的信仰和人的自然生存状态浑然一体。没有信仰的生命是可怜的生命。失去对自己信仰的支配，就像失去对自己生命的支配一样，正如我们所熟悉的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而在面对生命和信仰的两难处境的时候，个人怎样选择，社会怎样选择，这恐怕是一个永远的难题。为了人们心灵的安宁和社会的秩序，人们希望尽可能避免这种两难处境，更不要制造这种处境。对于耶和华见证会信徒拒绝输血的信念，避免这一两难处境的一个办法就是发明不输血的外科医疗技术。这就是本文开头提到的新闻引起人们注意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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