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路走来一路读(52)_林达

五二

　　三、艰难的起步

　　美国工人为改善自己的生存处境，他们选择的“解放之路”，其核心就是组织起来成立工会，并且以法律手段保护自己的利益。

　　早在北美殖民开发时期，有技艺的劳工就在各殖民地起着重要的作用。随着“五月花号”来到普利茅茨的清教徒中，就有工匠。在詹姆斯河口定居的弗吉尼亚殖民地，也曾要求英国多派出工匠。早期殖民地城镇里的铁匠铺，常常就是镇民们议事集会的地方。美国的劳工从一开始，就有地方事务的主人的意识。《独立宣言》中宣布的原则，每个人都有“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理所当然地包括所有的劳工。

　　早期北美的劳工又有从欧洲带来的按照行业组织工会的传统，比如木工工会、石工工会、印刷工人工会。在工业革命的过程中，各地工人组织过很多小规模的工会。

　　到1881年，美加产业和劳动工会联合会建立的时候，埃迪生发明电灯刚2年，第一次电话试验刚5年，社会生产和信息传播的技术条件远非今日可比。可是，在英国工会运动的影响下，美国劳工踏上了全国性组织的道路。1886年，美国劳联诞生，彼得·麦克伽尔担任书记。劳联号召工人争取8小时工作制，而且特别注意到，要发动女工参与工会运动。

　　有30万会员的劳联发动过几次罢工，有时失败，有些则成功地争取到了8小时工作的条件。劳联发动的这些罢工都是和平斗争。尽管在那个时代，多数企业主还没有意识到，有必要和工会谈判，有必要作出让步，工会的每一次成就都来之不易，但是工人的自我意识却在一步一步的觉醒。

　　非常难得的是，在一个矛盾冲突紧张的年代，却在对立的双方中都有人意识到，激化矛盾并不是惟一的出路，人们必须有理智和智慧地处理自己遇到的问题。

　　1893年6月26日，伊利诺州州长宣布赦免剩下的3名草集广场事件被告。他说，这3个人被赦免，不是因为他们已经受够了罪，而是因为他相信他们是无辜的，而那已经被处死的人，是歇斯底里和司法不公的牺牲品。

　　而劳联主席贡佩斯（Gompers）也曾经清醒地说，“那个炸弹不仅炸死了警察，也炸死了我们后来几年的争取8小时工作制运动。”他把草集广场个别人对警察的暴力事件，并不看作是“革命的正确途径”，而是刚起来的工会运动受到的第一次沉重打击。

　　在美国工会运动早期，人们就逐渐意识到，在劳资冲突中，政府的干预、立法和司法给各方留下的活动空间，对冲突的结果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争取妥协，争取双赢，不仅是可能的，也是惟一对所有的人都有利的结果。一方全赢，一方全输，长远来看，没有胜利者。

　　但是，走出一个双赢结果，还是需要双方的反思，首先是有这样的“思维方式”产生。这条道路依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草集广场以后的20来年里，工会和企业主有过几次罢工对抗。工人们生活艰辛，自顾不暇，工会势单力薄，而企业主一方不仅有强大的财力，而且往往得到政府的支持，运用法律来限制和击败工会。1892年的钢铁工人大罢工，1894年的铁路工会大罢工，最终都在政府的武力干预下失败。在铁路工人大罢工时，克里夫兰总统甚至派出了联邦国民警卫队，尽管伊利诺的州长说根本没有这个必要。

　　因此，在这个时候，强势一方缓解矛盾的“双赢思维”的产生，显得尤为重要。

　　1902年，宾夕法尼亚的10万煤矿工人从5月12日起罢工，使煤矿关闭了一整个夏天。工人们拒绝调解，形成僵局。西奥多·罗斯福总统从10月初开始干预，他指派了一个调解委员会，作为中间者和双方展开谈判。5天以后，矿工们开始上班。5个月以后，总统调解委员会做到了所有工人提高工资10%，并缩短了工作时间。这一结果虽然没有达到工会在罢工开始时的要求，却使这次罢工成为和平而有成就的罢工。

　　四、丹伯里制帽工人案

　　美国人在发生利益冲突的时候，通过司法途径寻求解决的传统，也在一个看上去非常容易失控的工人“民众运动”中，注入了理性的规范。第一个走上法庭的著名罢工案件，是“丹伯里（Danbury）制帽工人案”。

　　1902年，康狄涅格州丹伯里的一家公司提出民事诉讼，告工人妨碍贸易，违反了反垄断法律，因为美国劳联的制帽工人工会组织工人抵制这家公司，原因是这家公司不许工人组织工会。

　　这个案子用了几年时间在联邦法院里一级一级上诉。1908年，联邦最高法院以5比4作出了对工人不利的裁决。这个裁决的意思是，工人可以作为劳动者或消费者对某公司实行“直接抵制”，比如不买这个公司的产品，或者罢工，或不为这个公司雇佣，这种直接抵制是完全合法的。但是，工人不可以强迫其他的公司不买这个公司的产品，或者强迫别人不和这个公司合作（例如罢工期间不准其他人上班），这样的“二次抵制”是非法的。

　　也就是说，你自己可以抵制，但是不能强迫别人和你一样去抵制。法庭对丹伯里的184名制帽工人作出25万美元的罚款处罚。在最高法院裁决以后，全美劳联发起募捐，为184名制帽工人偿付罚款，以免他们的房子财产被没收。

　　这个裁决发出了两个信息，第一，司法诉讼有可能成为解决劳资冲突的途径，工会一方和雇主一方都有可能利用这样的途径，也都有必要知道什么是合法的，什么是非法的。第二，工会对公司的抵制，只能在“直接抵制”的范围内进行。1947年，《塔夫特－哈特利法案》（Taft-HartleyAct）明确规定二次抵制非法，从此以后，类似的二次抵制在美国工会运动中就消失了。不过，最高法院在同一案中也裁定，根据宪法的言论自由条款，工会可以在商家门口树立宣传标语和宣传员，告知民众，他们要抵制的某公司的某产品是“不公平的”，号召民众“不要购买”，这是合法的，但是不能说这些卖商品的商家也是“不公平”的，不能号召民众不去购买这些商家的所有商品。后面这种做法就是“二次抵制”，就是非法的了。

　　在这里，美国司法独立和司法系统在建立“公正”信誉的努力，首先建立起了美国民众的法律文化，这对事态发展走向良性循环起了极大作用。假如没有这一条，法院无理偏袒政府或企业，工人不服就冲击法院，那就真正是乱成一团，没有解药了。

　　1909年，2万制衣厂工人，大多是女工，而且几乎都是东欧新移民，在制衣女工工会的旗帜下，发动罢工，她们得到了广泛的公众支持，最终争取到了每周52小时工作和增加工资的条件。1910年，5万制衣工人在纽约罢工。他们请出了著名律师路易斯·布兰迪斯来谈判。在他的努力下，这次罢工取得了重要的结果，不仅为工人争取到了有利的报酬条件，而且开创了和平谈判的范例。布兰迪斯后来还担任了联邦最高法院的大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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