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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


  受指控而关押起来的人发现,事情糟糕了,她们陷进了一个怎么也说不清的境地,弄不好就会给莫名其妙地吊死。为了避免这个命运,她们一个个走上了蒂图巴的同一条路,承认自己是巫婆,揭发别的恶魔和别的巫婆,用实际行动来证明她们弃暗投明、隐恶从善,甚至于夫妻互相揭发,女儿检举父母。有人被揭发为巫婆的时候,家人纷纷表示“划清界线”,赞同惩罚以表明自己的清白。

  第一个受审判法庭审判的是村妇布列吉特·毕歇普(Bridget Bishop)。1692年6月2日,在法庭上,一个农夫作证说,他看到毕歇普偷了鸡蛋以后,把自己变成一只猫溜走。有两个村妇,其中一个显然有精神病,都宣称自己是巫婆,说毕歇普也是她们巫婆中的一个。还有一个村民说,毕歇普夜里来到他的屋里拷打他。有几个声称自己受巫婆作祟的少女作证说,她们看到毕歇普就感觉中了邪了。甚至有人声称,把毕歇普押解到法庭的路上,只要毕歇普眼睛注视过的房子,就会有一部分墙倒塌。这些天方夜谭般的指控都让法庭作为证据接受了。陪审团判定毕歇普有罪。有一个法官桑顿斯泰尔反对这样的审判,愤而辞职。而毕歇普坚持宣称自己是无辜的。

  毕歇普被判处死刑,1692年6月10日,她被押往绞架山(Gallows Hill)吊死。7月19日,又有5个被审判法庭定罪的巫婆送上绞架山受刑。

  受到指控的人,面对漫无边际的控诉和证据,求生的惟一机会就是认罪,并且揭发别的巫婆巫汉和恶魔。但是还是有人即使面对死刑也不愿承认罪过,不祸及他人,他们最终只能在绞架山结束自己的命运。1692年的夏天,塞勒姆审判法庭的一系列审巫案,一共把19个被告送上了绞架山,还有4个人死于监狱中。总共有200多人被逮捕和监禁。还有一个叫吉尔斯·柯莱(Giles Corey)的人,他是一个80多岁的老人,他和他的老伴都受到指控,而他拒绝接受这样的审判,以藐视法庭的罪名在塞勒姆监狱里关押了5个月。他仍然拒绝走上法庭接受审判。根据中世纪传下来的英国法律,对待这样的藐视法庭者,要施以peine et fort 的惩罚,即用巨石压在犯人身上,直到气绝身亡。柯莱在石头下压了2天后才死去。3天后,他的妻子和其他7个犯人被吊死。

  历史证明,这些人全部是清白无辜的。

  二、神与魔共舞

  到1692年的秋后,审巫风潮像它的突然兴起一样,突然消退了。人们好像不约而同地从梦魇中醒来。塞勒姆镇受过教育的精英首先起来质疑审巫案。波士顿著名的牧师,曾经当过第一任哈佛学院校长的英克里斯·玛泰(Increase Mather),原来也赞成审巫,后来发现审巫案的株连越演越烈,连他的妻子也可能被别人揭发为巫婆了,终于大彻大悟。他发表了《良心案》(Cases of Conscience),被后世称为“北美的第一部证据系统”。他指出,“错放过十个巫婆也比冤枉一个无辜的人要好。”

  这些质疑促使总督费普斯下令,审判法庭不能接受所谓看到巫婆的光圈的证词,不能采用当场触摸来检验巫婆的做法,定罪必须要有清楚的令人信服的证据。在排斥了“坦白揭发”的证据以后,最后一批33个被告,有28个被法庭认定无罪,其他的人后来也得到了赦免。1693年5月,在最初的审巫案差不多一年以后,总督费普斯下令释放所有被指控的人。塞勒姆审巫案结束了。

  说来奇怪的是,塞勒姆的审判法庭一解散,巫婆神汉的怪现象也像当初突然出现一样,突然地消失了。一年前引出审巫案的那些少女,那些奇怪的病症都消失了,后来她们都正常地长大、出嫁,正常地度过了一生。当人们不再一根筋地认定有巫婆作祟的时候,那些不能解释的现象也消失了。

  可是,塞勒姆审巫案在北美历史上留下的阴影却一直没有消失,300多年来,人们一直在探索和思考,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得清教徒这块平静的英属殖民地上,会出现这样不可思议的事情,到底什么地方出了错。

  人们无法不沉重,为什么会在一个公认有法治的地方,设立了正式的法庭,经过正式的司法程序而处死了几十个绝对无辜的人?

  人们检讨了当时的社会状态,指出清教徒的宗教执着,在相对封闭的社区环境下,会变成一种意识形态的偏执和狭隘,只承认自己认可的东西,只信任自己相信的东西,不见容于任何不同于自己的异端,并且把一切异端都视作邪恶。当年,清教徒在欧洲受到残酷迫害,他们怀着坚毅的宗教信仰,逃离欧洲,来到新英格兰建立殖民地。在他们有了自己的生存空间以后,他们也会像当年迫害他们的人一样,不能容忍和他们不一样的人。这种要纯洁自己心灵,纯洁世界的理想主义的执着,一瞬间就会变成残酷迫害异端的可怕动力。对神的追求,会变成同魔的舞蹈。正是基于这一教训,现在的人们把司法独立、政教分离,看作是现代国家的重要标志,把多元和容忍看作一种必须的进步。

  对于塞勒姆少女的奇怪症状,长期来比较一致的认识是,这是一种集体歇斯底里,多发于比较紧密而孤僻的少女群体,和环境的压抑也有一定的关系。这种歇斯底里症状通常会在一段时间以后消失。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人们才发现,真正的祸首很可能是一种寄生于黑麦的真菌:麦角菌。这种麦角菌会产生一种类似于现在的毒品LSD的毒素。吃了这种受麦角菌感染的麦子以后,抵抗力较低的人会产生幻觉。塞勒姆少女的奇怪症状,其实是一种麦角菌中毒。但是塞勒姆审巫案后来演变成一场大规模的迫害,其根源却在于当时司法体制和程序的缺陷,在于新英格兰的社会状态,和当时人们的不安全感。

  塞勒姆审巫案留给后世的最重要遗产是法庭证据的严格认定原则。在塞勒姆审巫案中,被告和证人的互相坦白、揭发和道听途说都可以作为证据,逼供信是塞勒姆审巫案法庭失控的主要原因。300年前在塞勒姆发生的事情给了人们一个严重的教训,只有经过一定程序认定的确切无疑的证据,方能在法庭上作为陪审团判断的依据。法庭必须排斥那些不经呈证程序检验的证据,排斥非法取得的证据。被告必须享有专业律师为之作辩护的权利。

  至于很多人在法庭内外的坦白、认罪和互相揭发指控,其原因虽然很复杂,难以用一句话讲清,这种现象却并不是我们所陌生的。原本无辜的弱者互相指责、互相迫害,大规模地残害同类,是很多地方多次发生过的事情。这种事情在局外人看来十分荒唐,事后也显得不可思议,身处其中的时候却几乎无人可以逃脱,大部分人都会像吃了迷魂药一样,身不由己地参与互相迫害。

  300多年过去了。那条从审判法庭通往绞架山的路,还在马萨诸塞州塞勒姆镇的地图上清清楚楚地标着。当年牺牲在绞架山上的几十个无辜者,用他们的生命奠定了后世美国司法的一个重要原则:宁可放过十个,不可错杀一人。

  三、历史的验证

  在塞勒姆审巫事件中,有一个人,只有一个人,逆流而行,公开谴责这种审判。他叫约翰·普洛克特(John Proctor)。普洛克特是一个普通的农夫,还开了一个小酒店。审巫事件一开始,他就公开表示反对,谴责那些歇斯底里的少女是胡说八道。不久,有人揭发他的妻子就是一个巫婆,他立即大声疾呼地为妻子辩护,尽管他知道这样做对他非常危险,引火烧身几乎不可避免。果然,他家的女仆出来揭发,他也是一个巫汉。

  1692年8月5日,普洛克特受到审判。当他被关在监狱里的时候,普洛克特写信给波士顿的牧师,要求他们干预,要么把对他的审判转到波士顿去,要么掉换审判法庭的法官,因为塞勒姆审判法庭的法官已经形成偏见,审判纯属形式。受这封信影响,波士顿的8个牧师举行了一次会议。后世普遍认为,这次会议是促使塞勒姆审巫风潮结束的一个重要事件。可惜的是,对普洛克特来说,结束得太晚了。8月19日,他被吊死在绞架山上。他的妻子,因为怀孕而挨到了风潮结束,幸免于难。19年后,1711年,他的家人获得了150英镑以作为他被害以及他妻子被囚禁的赔偿。

  260年后,1953年,著名剧作家阿瑟·米勒根据普洛克特被害而创作的《验证》(The Crucible)在纽约百老汇上演。观众和评论界都认为,这是米勒继《推销员之死》以后最出色的作品。对于那个时代的很多观众和评论家来说,毫无疑问,米勒就“重大题材”创作的这个剧本,是对“麦卡锡主义”和“国会非美活动委员会”的勇敢回答。

  塞勒姆审巫案和麦卡锡主义不同于历史上的民众私刑,它是在制度化的权力运作下进行的。恐惧和不安全感,是这种制度化的权力手里的工具,用来胁迫和挟持民众,冤枉无辜,迫害异己。塞勒姆审巫案的教训是,必须强调法庭程序,特别是有关证据的程序。麦卡锡主义造成严重后果的原因,也正是因为主持调查的是国会非美活动委员会,而不是法庭,因而回避了严格的司法验证程序。塞勒姆审巫事件警告所有的后人,即使在当时当地看来似乎确切无疑的事情,如果不严格按照独立的法庭程序和证据排斥方法加以检验,那么冤枉无辜的荒唐悲剧是随时有可能发生的。在制度化的权力的参与下,罪名是可以罗织的。

  1992年是塞勒姆审巫案300周年。马萨诸塞州议会通过决议,宣布为300年前塞勒姆审巫风潮中的所有受害者恢复名誉。当年的人,不管是迫害无辜的人,还是受迫害的人,都早已在世界上消失了,历史却牢牢地记住了这一迫害无辜的事件。在当年审巫的法官中,有一个人叫约翰·霍桑。霍桑家的后代里,出了一个大作家,那就是写了《红字》的那塔尼尔·霍桑(Nathaniel Hawthorn)。在说到他这位先祖的时候,他说,在约翰·霍桑的身上,那些受害者的血迹,是再也洗不掉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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