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旅行笔记(86)_林达

八六

　　在西班牙国内政治中，地区问题拔了头筹。

　　和地区问题相比，苏亚雷兹处理的在野党问题，可能都算是很平和的了。加泰罗尼亚和巴斯克，终于成为西班牙国内政治最大的困难。它们靠海，加泰罗尼亚靠地中海，巴斯克靠大西洋。又由于它们自然资源丰富，在最近一百多年，它们经济最发达，是西班牙税收的主要来源。外来思潮，也总是先在巴塞罗那登陆，巴塞罗那成为近代政治活动最活跃的地方，曾经是工会政党最多，新花样也最多的地方。马德里的中央政府自然对它抱疑虑和警惕，历来如此。

　　内战前的左翼共和政府给了这两个地区自治权，可问题没有根本解决，它们对自治程度并不满意。内战中，它们都站在共和派一边。佛朗哥统治时期，强调“一个西班牙”。他倾向于不给一丝一毫的自治空间。用现在的时髦话来说，就是“零容忍”。军事强人的政策比较简单，就是彻底镇压区域自治的呼声。民族文化遭到镇压，学校不允许教授民族语言，媒体不允许使用民族文字。佛朗哥的思路就是：连摩尔人都能在光复后归顺，成为西班牙王国的顺民，加泰罗尼亚和巴斯克人为什么就不能变成彻头彻尾的西班牙人？

　　想起加泰罗尼亚，又仿佛看到我们站在暮色中的巴塞罗那主教堂广场上，教堂台阶上乐手们举起喇叭，乐声响起来，广场上男女老少们，几十个人、上百人，围成一圈一圈，手拉手跳起加泰罗尼亚的传统舞蹈萨尔达那（Sardana）。大家一起踩着简单的舞步。音乐的旋律悠扬平和，舞姿简单整齐，乐者舞者陶醉其中。突然，乐声激越，舞者把拉着的双手高高举起，有节奏地起跳，似乎在用舞蹈呼喊着什么。然后，重新归于平和，周而复始，似乎无穷无尽。你能感受平等、欢乐、和平。就是这不知何时传下来的民间传统舞蹈，在佛朗哥时期被明令禁止。哪怕没有进去一起跳萨尔达那，但你只要在旁边站过、感受过，你都会深感佛朗哥扼杀民族文化之荒唐和不仁。

　　苏亚雷兹的民主改革进程命悬一线，成败就看他能不能处理好加泰罗尼亚和巴斯克问题。

　　在佛朗哥统治时期，加泰罗尼亚民族自治的声音从来没有消失。自内战后期共和政府撤出巴塞罗那，大批加泰罗尼亚难民进入法国，佛朗哥枪决了原自治政府的主席贡巴尼斯（Luis Companys）。流亡者随后在法国成立了加泰罗尼亚流亡政府。这个政府尽管什么也没有，却始终存在。当苏亚雷兹启动民主改革时，在旧体制内，大概只有国王和他两个人，看到了这个流亡政府的地位。对苏亚雷兹，什么人在加泰罗尼亚有威望，他就应该和他打交道。苏亚雷兹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把加泰罗尼亚带进民主游戏里来。

　　流亡的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有个主席，高龄七十七岁，叫约瑟夫·塔拉德拉斯（Josep Tarradellas）。他在法国一直过着极其清贫的生活，长年住在最廉价的小旅馆里，下雨天屋里要用水桶接漏雨。可是多年来，他照样以加泰罗尼亚的名义，和西方政要打交道，不卑不亢。

　　苏亚雷兹看到，尽管塔拉德拉斯是在流亡中接替了被枪杀的贡巴尼斯，并非民选政府，但他始终被加泰罗尼亚人看作是领袖。而且，他刻意让自己的定位超越党派，成为精神领袖。这对于西班牙政府很重要。中央政府处理地区分离问题时，最难办的就是地区在政治和精神上是分裂的，因此找不到单一代表打交道。塔拉德拉斯的存在，给了苏亚雷兹一个机会。

　　苏亚雷兹很早就委托自己最信得过的人秘密前往法国，求见塔拉德拉斯“阁下”，传递信息，请阁下在民主改革中予以合作，把加泰罗尼亚人民团结起来，参与西班牙民主。使者回来报告，塔拉德拉斯态度相当不错。报告里有一个细节：七十七岁的塔拉德拉斯阁下提出，如若回巴塞罗那，欢迎仪式一定要由他检阅传统加泰罗尼亚地区武装卫队。

　　这一要求的含义，苏亚雷兹不幸没看出来。年轻政治家觉得，这是老糊涂了，都什么时候了，还穷讲究。更何况，苏亚雷兹处理这类事的风格是，悄悄做，不张扬。他认为，老头儿太过分，这会激怒军内保守派，一个非法流亡政府的人，要这样神气活现的排场，等于打旧体制耳光，八字还没一撇就这样招摇，岂不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他没有马上回应。

　　误解使苏亚雷兹错失宝贵时间。他没有看出，塔拉德拉斯阁下一点不糊涂。他知道现在西班牙需要他做什么，也知道自己能做什么。老人不是为了自己，而是在最后帮苏亚雷兹一个忙，帮西班牙一个忙。塔拉德拉斯看到，在民族和地区问题中，“象征性”非常重要。流亡政府和塔拉德拉斯，没有什么实权，对于加泰罗尼亚人民来说，却是一个重要象征。“象征性”就是地区的团结和统一，这对西班牙政府是最宝贵的。

　　后来，苏亚雷兹发现，加泰罗尼亚民众明显偏向左翼，偏向社会党和共产党。而民族主义加左翼，会突破右翼军人的容忍极限，会立即导致危险，会使得右翼军人武力干预加泰罗尼亚事务。他意识到自己对塔拉德拉斯的判断失误。

　　1977年7月，塔拉德拉斯来到马德里，和首相展开谈判。首相答应，加泰罗尼亚重新获得1932年第二共和时期立法通过的自治地位，而塔拉德拉斯承诺，加泰罗尼亚将忠实于西班牙王国，承认统一的西班牙，尊重西班牙军队。在谈判中，这位老人仍然没有忘记，军事仪仗队荣誉迎接的条件。这次苏亚雷兹懂了，这不只是一个加泰罗尼亚老人的骄傲，这是一种“象征”，要向各方发出一个信息：加泰罗尼亚人，自治了。

　　国王随后接见塔拉德拉斯，果然引起军人抗议。对他们来说，塔拉德拉斯和他的流亡政府，根本就是叛乱分子，容许他悄悄回来，已经是对他客气。现在国王竟待之如上宾，还要检阅加泰罗尼亚军事仪仗队，岂不是反了？结果，由国王出面说服军方，以保证塔拉德拉斯返回巴塞罗那时，有军事仪仗队的迎接。

　　无独有偶，当国王和共产党领袖卡利约会见的时候，也出现一个小插曲，就是称呼问题。国王手下的人，预先和卡利约沟通细节，说西班牙国王的传统是，对属下的贵族，用对比较亲近的人的称呼：tu，就是“你”，而不是比较正式的称呼。谁知卡利约回答说，我年龄比国王大得多，如果国王称呼我tu，那我也称呼国王tu。王室接见，对国王如此失礼，是国王的手下人想都不敢想的，也不知如何禀报国王为好。

　　到了会面那天，国王后来说，他一见面就对作为长者的共产党领袖充满敬意。他很自然地称卡利约为“唐·圣地亚哥”（Don Santiago）。这是很正规的尊称，相当于“先生”。大概从没人这样称呼卡利约同志，他也就自然地称国王“陛下”了。后来，国王对他的传记作家说，在西班牙民主进程中，共产党做出了很了不起的贡献，今日西班牙的强大，西班牙人民的福祉，离不开卡利约的努力。西班牙人民还欠着对他功绩的承认。

　　西班牙民主改革开始的1977年，加泰罗尼亚问题安然过关。加泰罗尼亚整体进入西班牙民主改革，在统一的西班牙王国获得稳固地位。民主政治处理民族区域的思路，是大棒和胡萝卜以外的另外一种东西，那就是和民主相联系的国家统一和民族自治。

　　可是，在处理巴斯克问题上，苏亚雷兹没有获得同样成功。

　　从表面上看，马德里在民主进程中处理巴斯克问题时，始终无法走出大赦的关口。巴斯克地区民族独立运动，在佛朗哥统治时期是恐怖活动和严酷镇压的循环。独立运动制造了很多暴力事件，也就有很多人作为“刑事罪犯”关在监狱里。一旦苏亚雷兹提出谈判，巴斯克马上提出先大赦，先放了我们的人。西班牙政府也曾多次大赦，但是这些人不但人命血债在身，轻易释放无异于降低司法威信；而且他们还是最激进的一伙，信奉暴力，他们一出狱很可能重新拿起武器。大赦过后，仍然暴力事件不断。对新的暴力事件，政府别无选择，只能严查严惩，于是就有新的人被抓进来。

　　而巴斯克问题真正棘手之处，在于他们的分离活动在政治上是不统一的。巴斯克的内部诉求其实很不相同，有不同程度的自治，也有分离和独立，分寸相差极大。有温和派，还有层出不穷的极端激进派。这些极端分子，人少能量大。在佛朗哥统治时期，巴斯克地区也有一个流亡政府，但是这个流亡政府却不是超越党派的，也就没有塔拉德拉斯那样的巴斯克人一致认同的象征性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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