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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四


  §公投和第一次大选

  政治改革法获得全民公投
  苏亚雷兹和共产党的对话
  加泰罗尼亚的回归
  遗留下来的巴斯克问题
  第一次大选成功
  “热情之花”回来了

  我有时候会奇怪,是不是民族性格对一个国家的命运走向,会起到很大的作用。有时候,你会觉得西班牙人有点狡黠,可是却绝不猥琐,他们永远不是那种被视之为智慧的世故。他们骄傲,却不是唯我独尊的傲慢。这种精神骄傲不是要别人对他绝对臣服,他的骄傲恰恰就体现在自己的服从。那是在国王面前军人的骄傲,那是在女人面前堂·吉诃德式骑士的骄傲,还有,在真理面前绅士的骄傲。

  国会以大比数通过政治改革法,而国会议员们还都是佛朗哥政权下的人。通过这一法案,是国会的“自我改革”。他们是旧体制的既得利益者,却自愿地为改革铺下道路。事实证明,从威权体制向民主体制和平转变的启动者,只可能是体制内的人们。他们有意愿,改革才能良性启动。这些国会议员投下赞成票的时候,一定也有人会像苏亚雷兹一样想到,开始民主选举,自己就可能要退出政治舞台了。在这个时候,仍然投出赞成票,那是一种精神上的骄傲。

  随后,苏亚雷兹把政治改革法案提交全民公投。这有非同寻常的意义。政治改革,虽是上层引导,却是制度性变革,它将遇到的困难和危机无法预料。如果没有全民的认可和参与,在困难关头,就可能缺乏民众支持,改革的合法性和正当性,也会出现疑问。未来可能遇到经济困难,遇到民众生活水平下降,遇到决策层失误,遇到社会危机,哪怕是遇到天灾,人们都会怀疑,这是不是改革的结果?为什么要改革?

  全民公投赋予政治改革法以合法性,也向政治精英们显示民心和时代潮流。如若不想被时代抛弃,就要加入共同的“游戏”,不要自外于民主进程。这是体制内保守派,体制外的极端反对派,都应该了解的。

  此刻,最大的反对党西班牙共产党尚无合法地位,不能公开活动。苏亚雷兹认为,一个组织良好的大党处于非法状态,对国家制度很是危险。担任首相后,苏亚雷兹通过中间人和流亡巴黎的卡利约秘密接触,也就是谈判。在这方面,苏亚雷兹非常出色,他善于倾听、理解对方,善于作出承诺,也善于在无法履行承诺的时候修改承诺,让谈判继续下去。他的信息很明确,为了西班牙,你修正党的政策,我设法让你合法。

  1976年12月15日,公投政治改革法。可当时,让共产党合法化的条件还没有成熟。共产党提出发动总罢工抗议。有意思的是,社会党年轻的总书记冈萨雷斯也表示,没有共产党参与,这样的公投是不公平的。社会党内部也有人提出,应该和共产党一起号召抵制这次公投。

  社会党和共产党有着很深的历史渊源,共产党当初是从社会党中分离出来的。两党在意识形态上有很大的一致性,内战时期他们是最一致的战友。他们的分歧,凡涉及国内,大多是政策和策略上的差别。在国际上,社会党隶属于社会党国际,从那里得到包括财务的各种支持;西班牙共产党原隶属于第三共产国际,受苏联影响,到七十年代才完全独立。这次冈萨雷斯的“打抱不平”却和过去的党派渊源没有关系。他的看法实际上和苏亚雷兹一致:民主改革进程把共产党排斥在外,不仅不公平,对改革本身也非常不利。

  随着公投日的接近,社会党内部温和派占了上风,那就是,不管有多少人提出抵制,公投将会照常进行,并且将得到大众认可。公投即使有缺点,还是具有合法性。如果社会党公开抵制,等于把自己排除在外,让自己边缘化。这是不明智的。

  1976年12月16日,佛朗哥死后整整一年,西班牙人民对政治改革法实行全民公投。百分之七十八的选民参加了公投,其中高达百分之九十四点二的人赞同政治改革法。苏亚雷兹的评论简洁而到位,他说,“这是常识获胜”。

  这一结果,对所有人都意味深长。它让大家看到民众要求改革的一致性。公投结果证明,西班牙人民在经历了内战、经历了佛朗哥长达四十年的统治之后,痛定思痛,终于醒悟。他们再也不要内战,再不愿意在威权统治下,落后于欧洲,落后于世界潮流。

  更重要的,不论在朝在野,西班牙的老政治家们看到,现在生活在同一块土地上的,已经是新一代西班牙人。他们眼睛里的世界,已经和上一代不同。新一代的梦想和当年“九八”一代不再相同。

  新西班牙人不再念念不忘一流殖民大国、海上霸王的古代“强国梦”,他们不再关心历史赋予古西班牙的骄傲和荣耀。“九八”一代的摸索和争论,“寻根派”和“欧化派”的抗衡,到新一代人这里,逐渐融合,渐渐清晰起来。他们是现代西班牙人。他们能够把政治制度的现代化和文化的独立,区分开来。君主立宪制的恢复,国王的存在,宗教的保存,文学艺术的蓬勃发展,使得大众对传统失落的担忧得到消解。不再担心会丢失“西班牙灵魂”,他们永远是独特的西班牙人。同时,西班牙要健康地富国强民,要在政治制度上成为一个现代先进的民主国家。这就是西班牙的方向和目标。在这个意义上,“回到欧洲”的必然性,获得了大众认同。

  公投也悄悄地给政治家们上了一课:此后,民众要用选票说话了。政治权力的来源,将要从根本上改变:从威权体制内权力从上到下的分配传递,变成民主体制内权力从民众层面产生。

  公投之后,共产党总书记卡利约展开他的大胆计划,争取合法化,进入民主游戏。他想逼一下政府,让共产党的公开成为既成事实。卡利约早已从法国回到马德里,却一直留在“地下”。此刻,他举行公开集会向政府挑战。苏亚雷兹非常尴尬和恼火,他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命令警察抓卡利约。可是抓了又怎么办?如果起诉,就将伤害已经展开的改革策略,即“政治求同”。苏亚雷兹只能公开地抓,随后悄悄放人。这么一逼,苏亚雷兹看到,他的时间有限,合法化必须尽快做,否则早晚要出乱子。

  乱子已经出了。西班牙共产党内部从来不缺极端分子,党内很快分裂出一个小团体,他们相信暴力斗争。就在公投前夕,在巴斯克地区,他们绑架了一个政府高层官员。在公投以后,他们又绑架了另一个军事司法官员。他们的做法激怒了极端右翼分子。就在同一天,极端右翼分子在马德里杀了五个人,其中四个是共产党的劳工律师。内战前左右两派相互厮杀的景象,竟然再现了。

  右翼极端分子等着共产党针锋相对的行动,他们知道共产党也有不愿示弱的传统。这一次,卡利约领导下的共产党却没有被挑起来,相反他发表呼吁,要求所有人保持理智和冷静。在受害者的葬礼上,共产党组织了一个声势极其浩大的沉默致哀,它所表现出的力量和纪律性,让苏亚雷兹深感震动。共产党在此刻表现的克制,反而一下打消了民众原来对西班牙共产党的成见,消除了对共产党合法化的顾虑。当时的内务部长米亚(Rodolfo Martin Milla)后来回忆自己在收音机里听葬礼实况转播的情况时说:“我知道,共产党在那天赢得了自己的合法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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