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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〇


  这番话,被后人称为是“不假思索随口发表”的评论,因为此后从没有出现任何证据来证实有这么个子虚乌有的第五纵队。在马德里战线后面不到一公里的地方,是马德里模范监狱。当时监狱里关押着五千多人,这些囚徒被认为是“人民的敌人”,有些是所谓政治犯,还有很多却不过是因为戴了领带和礼帽,那是“有钱人”的象征。莫拉将军此言一出,共和派一方马上传出谣言,说莫拉将军将突袭模范监狱,模范监狱的犯人就是他的第五纵队。马德里政府也想到,必须转移模范监狱的犯人。

  1936年11月6日至8日,几千名囚徒从模范监狱被拉出去,据说政府原来是打算将他们转移到瓦伦西亚去的。结果他们大多在市区街头或郊区被枪决了。杀人最多的地方是马德里郊区一个叫做Paracuellos del Jarama的小村庄。一个叫做马修斯的美国《纽约时报》记者,他本人倾向于共和派的观点,当时在马德里和政府上层有很多联系。根据他的回忆,他说他相信这是共产国际下的命令。当时的共产国际顾问、以凶残著称的意大利人维达里(Vittorio Vidali)亲自主持对一批批囚徒的甄别,由他判定哪个是必须马上拉出去枪毙的“第五纵队”。他自己也亲自动手。马修斯回忆说,海明威曾经亲口告诉他,维达里一下子杀人太多,以至于右手手指都被手枪扳机烫伤了。

  当时马德里共产党负责保安工作的人,叫卡利约(Santiago Carrillo)。卡利约出生于社会党人的家庭,在共产党人圈子里被视为“政治奇才”。他早年追随父亲参加社会党,十九岁就成为社会党青年组织的书记,二十岁不到就因为组织罢工和暴动而坐牢。后来参加共产党,二十一岁就成为共产党青年组织的总书记。内战打响,他在马德里保卫战期间负责保安工作,年仅二十三岁。内战结束的时候,他是共产党领导层中最后一个撤离马德里的人。

  这一屠杀事件,到底有多少人被杀,我们读到两种说法。同情左翼的人,比如《纽约时报》记者马修斯说是两千人。另外的一种说法,比如2005年的西班牙英语报纸《西班牙先驱报》(The Spain Herald)的报道文章,说是五千人。也许是因为共产国际有人参与主持这场屠杀,在西班牙很多人认为,卡利约参与主持了这一屠杀事件。后来,卡利约在1960年接替“热情之花”成为流亡中的共产党总书记。他在佛朗哥死后的西班牙民主化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直到2005年10月,马德里大学以卡利约在西班牙民主改革中做出的努力和贡献,向他授予名誉博士学位,还有人因为他的“马德里模范监狱屠杀事件”旧案,表示反对而到场抗议。

  可是,卡利约本人也有他的说法。西班牙今天的国王胡安·卡洛斯的传记作家,曾经需要采访卡利约,相约着一起吃顿饭。可是,那大屠杀的传说使他感觉很不舒服。因此,在他们一见面的时候,他先向卡利约提出这个问题:那事你是干了吗?卡利约否认自己是“马德里模范监狱大屠杀”事件的责任人。他后来给了这位作家一份书面的解释。根据他的解释,是马德里的无政府主义者对这一事件负有更大责任。

  在今天的概念下,没有任何人会认为这是一件光彩的事情,没有人认为这是一件应该做的,或者说可以原谅、能够理解的事情。甚至没有人愿意出来承担责任。“究竟是谁干的”,或许人们永远也不会知道了。能够知道的,只是内战初起,在马德里共和政府治下,监狱囚犯遭到了屠杀,几千人,再也没有回家。

  在海明威的剧本《第五纵队》里,设计了一个“第五纵队”阶级敌人的谋杀阴谋,然后也提到了保安局随心所欲的拘捕和审讯。不过,在海明威的笔下,“同志们”这样做,是正面的、理所当然的。战争和政治风暴中,立场决定了一切,立场也掩盖了一切。跟着国际纵队来到西班牙内战战场的还有一些著名的作家、诗人、记者,其中有被誉为“第一个战地摄影记者”的罗伯特·卡帕(Robert Capa)。他是第一个把照相机的镜头带到战壕里,拍摄枪林弹雨里的士兵的人。从此以后,世界上所有战地记者,没有一个不知道卡帕,没有一个不以卡帕为典范。他的名言是:“如果你觉得自己的照片还不够好,那是因为你在战场上还不够靠前。”这话听起来简直有亡命之徒的气概,可是,真正打动我的是卡帕的另一句名言和他的宿命,他说:

  我们战地记者,手里攥着我们的赌注,这赌注就是我们的命。我们可以把赌注押在这匹马身上,或者押在那匹马身上,我们也可以把赌注放在口袋里。

  卡帕报道了诺曼底登陆,是唯一一个拍摄到诺曼底海滩上盟军士兵在炮火中的镜头的人。他还报道了太平洋战争,报道了中国的抗日军民。1954年,他打算把“赌注”放回口袋里,就在这个时候,他接到美国《生活周刊》的要求,答应跑最后一次报道,就在那一次,他踩上了埋在越南稻田里的地雷。

  卡帕是和他的女友一起来到西班牙内战战场的,不久女友就死于炮火。卡帕后来的西班牙战地摄影,成为摄影史上的典范。卡帕有一句话,道出了当时所有来到西班牙的国际人士的处境,他说,你来到西班牙,就不可能不为自己选择一个立场,你要么是共和派的,要么就是佛朗哥派的,你再也不可能站在中间。

  内战打响,以理性、良知和开明为自我要求的西班牙知识分子,就逃不了痛苦和屈辱的遭遇。在第二共和以前,“九八”一代用了几十年的时间,探索着西班牙强盛的道路。不管他们个人的观点是面向欧洲的“欧化派”,还是面向西班牙传统的“寻根派”,他们大多是在大学里,在书斋里,兢兢业业地展开所谓“西班牙启蒙运动”。内战中的左右两派激进分子,却都在诉诸于底层大众中非理性的情绪,在诉诸于仇恨,诉诸于人性中凶残的一面。这种情况下,知识分子最好的结果只是有尊严地生存。

  内战打起来,西班牙的多数优秀知识分子被陷在马德里,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在支持共和政府的声明上签了字。签字者中包括“九八”一代最著名的思想家马德里大学哲学教授奥尔特加·加塞特、著名医生马拉尼翁、小说家阿亚拉、文学批评家皮德尔,等等。此后共和派一方的暴行,逼得这些人几乎是只要能走的,全都逃出了西班牙。一旦逃离西班牙,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声明谴责共和派。他们的逃亡,使得西班牙损失了最宝贵也最匮乏的自由民主思想资源,西班牙一时成为思想的贫瘠土地。

  “九八”一代大多数已是老人,战乱起来,无可逃避地大难临头。

  他们中有些人,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还是坚持自己的信念。著名老诗人马查多一辈子不问政治,在佛朗哥派压力下仍然一如既往地表示支持共和,最后被迫流亡国外,死在法国一条铁路上的货车车厢里。

  “九八”一代最伟大的思想家乌纳穆诺是萨拉曼加大学的希腊文教授。萨拉曼加(Salamanca)是离马德里不远的一个小城,那里的大学是西班牙最古老的学府。乌纳穆诺是个巴斯克人,但是一辈子用西班牙语写作和教书。他一辈子在寻找西班牙的灵魂,而在政治上一直是个反对派。在国王阿方索十三世时期,他反对专权,被迫流亡海外。第二共和成立后,他回到萨拉曼加,受到热烈的欢迎。他支持共和,但是一直提醒人们,不要忘记有一个“永恒的西班牙”,那是西班牙传统的根,是民族生命力的源泉。他批评共和政府的无能,痛恨西班牙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为这会毁掉个人的精神自主。他对所有政党都持批评态度。当佛朗哥起兵叛乱的时候,他看到佛朗哥派保护宗教,为此表示支持,因为他认为宗教是他的“永恒的西班牙”的一部分。可是当他看到德意士兵出现在萨拉曼加的时候,他立即愤怒地大叫起来。

  在“九八”一代中,乌纳穆诺认为,西班牙的前途归根结底在西班牙自身,在于发扬西班牙灵魂的优越性。他说过,我们的缺点,或者别人所说的我们的缺点,实际上源于我们的真正的出色之处。他是主张发扬西班牙传统的“寻根派”,在内战初期的左右冲突中,他理应倾向右翼。可是,当他看到佛朗哥一派的群众穿着长枪党的蓝衬衣,伸出手臂模仿着法西斯敬礼的时候,他站出来抗议了。

  佛朗哥起兵,萨拉曼加很快被佛朗哥一派占领。1936年10月12日,萨拉曼加大学举行大规模集会,佛朗哥夫人、右派的将军、长枪党员、学生和市民,很多人参加了集会。长枪党领着群众,行着法西斯的举手礼,呼叫着口号:死亡万岁!西班牙统一和自由!

  轮到乌纳穆诺讲话的时候,他开门见山地批评这种口号纯属胡说八道,明确表态支持巴斯克和加泰罗尼亚自治,最后甚至直接抨击在场的右翼将军。下面的长枪党们给激怒了,用更加狂热的口号来压倒他,叫着:打倒知识分子!死亡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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