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旅行笔记(39)_林达

三九

　　巴特罗公寓令人惊异。高迪有能力保留艺术灵魂的雄性气势和坚质，却同时把手艺的柔美质量，做到无可挑剔的地步。今天的建筑装饰，假如要有曲线，都是两维平面的流动，整个巴特罗公寓，里里外外却是三维的扭动。一种心劲、一种灵魂要破壁而出的张力，在每一个角落存在。而手艺是精益求精。开放的精神使他们挣脱和超越了他们手中能够掌握的传统材料。站在那里，我想，什么叫建筑艺术的品质？看了巴特罗公寓，这就是“品”和“质”。不失最本原的热情和冲动，却有了最现代的技艺和抽象能力。

　　以前，在建筑历史书和高迪传记中读到，他的创作和当时欧洲流行的“新艺术运动”相呼应，却没有关联。看了巴特罗公寓，我很怀疑这样的判断。高迪是个建筑师，却也是一个时代象征。西班牙已经有这样一批人，他们是现代欧洲的，也是西班牙的、焕发着宗教热情的。

　　这是西班牙“九八”一代生活的时代，这是他们走过的街道，他们看到的建筑。西班牙已经是个现代国家。西班牙的艺术是现代的，领着最新的潮流。他们自己都是学者和艺术家，有着鲜明的独立个性。像巴塞罗那这样的西班牙城市，它的工业和现代化程度，已经足以建立养育这样一批特殊现代西班牙人的温带层。高迪是他们的边缘。他们站在传统和现代中间思索，他们是思想者。他们和高迪一样，首先是耕耘在自己倾心热爱的文学、社会学、教育学和各个研究领域中。沉重的大西班牙问题，自然也必然地走进了他们的视野。根据他们涉猎的学科不同，使得他们对这些议题的关注程度也不尽相同。

　　他们铸成了西班牙的“白银时代”。他们在历史上留了下来，不是首先因为他们的政治见解和政治观点的影响，而首先是因为他们在自己从事的领域里的丰富思想成果。或许在那个时候，这些思想成果对当时西班牙的现实改变，并没有那么大的影响，就像高迪的建筑。可是他们的思考留了下来。

　　他们以“九八”为标志，是因为1898年的美西战争，令西班牙维持了几个世纪海上殖民霸主的强国梦碎。“九八”一代因此被打下了历史交界点的印记，使得他们的思考和争论，离不开一个核心话题：什么是西班牙的明天？西班牙的未来到底是什么，西班牙到底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才能恢复昔日之荣耀和光辉。历史造就的古代辉煌，此刻成为一个沉重负担。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不能接受离开昔日旧梦的一个新西班牙。

　　如此苦苦探寻恢复古有辉煌的强国道路，却总是陷入迷茫，于是他们回归到一个更本原的问题，即西班牙人的自我认知：什么是西班牙？我们到底是什么人？隐含着的关键是：究竟什么才是西班牙在世界上的定位。

　　他们的思考是两极的。

　　他们中有一些人主张不要沉溺在自己的光荣历史中，尤其要远离古代西班牙以骑士和尚武为荣的传统，要更彻底“欧洲化”。而另一些人却走向了相反的主张，他们怀疑西班牙已经行进中的现代化，他们认为西班牙失去古代的霸主地位，就是因为先失去了自己的灵魂，西班牙要寻回旧梦，出路在于找回这一灵魂，发扬西班牙人的传统。他们甚至认为，整个欧洲的现代化，都是错误的方向，而西班牙的传统精神——堂·吉诃德，才是全欧洲的榜样。这种分歧，其实是自由思想状态下出现的一种必然现象。待这种自由思想状态结出成果，需要时间。可惜，外来思想影响下的社会变革，走得比他们快。

　　在首都马德里，有一个像英国的牛津剑桥那样的寄宿学院，西班牙人把它叫做Residencia。那是由著名的希内尔（Francisco Giner de los Rios）所创建的现代教育体系的延续。希内尔是十九世纪西班牙最早的一个自由派学者，被人们称为是“西班牙的第一个现代人”。希内尔原来是马德里大学的法学教授。1870年，西班牙政府要求所有大学教授做一个忠诚誓言，发誓忠实于王室，忠实于国家，忠实于天主教信仰。吉奈尔和另外几个教授拒绝，随即被大学开除。这些被开除的教授们，决定组织一个自己的学校，取名自由教育学院。这就是寄宿学院的来历。1873年，西班牙成为共和国，三年之后的1876年，学校终于建成。这是西班牙第一个独立于国家和教会的学校。

　　寄宿学院有着小小的护城河，那是西班牙自由教育的一个基地。希内尔和他创立的学校，第一个意识到，西班牙的未来，取决于对年轻一代的教育，这种现代教育必须独立于教会，也独立于政府。最重要的，是在一种自由宽容的气氛下，教育西班牙的青年，培养独立的人文精神。从这里走出了日后的诺贝尔文学奖得奖者诗人希梅内斯（Juan Ramon Jimenez）和诗人马查多（Antonio Machado）、诗人洛尔加（Federico Garcia Lorca），诺贝尔生理学奖获得者卡哈尔（Ramon y Cajal），还有整整一代思想家、作家和诗人。西班牙最著名的思想家乌纳穆诺（Miguel Unamuno）也是这里的常客。

　　安格尔·加尼韦特（Angel Ganivet）是“九八”一代的先驱之一。他热爱西班牙，却辛辣地批评西班牙的落后社会现象，同时又反对“欧化”，认为西班牙的前途，在于西班牙自身灵魂里那种“非欧洲所有”的东西、那种西班牙的原始性和特殊性，那才是西班牙未来成长的基础。他认为西班牙要内向地寻找强盛之路。他的名言是：“不要走出你自己，你的灵魂在里面。”

　　和加尼韦特相对照的，是他的同代人科斯塔（Joaquin Costa）。科斯塔认为，西班牙的前途在于回到欧洲，成为一个真正的欧洲国家。他的一些话成为警语留下来。他说，“熙德的棺材，应该用双重大锁锁起来”。他还说，西班牙需要的是“学校和食物”。他认为，西班牙已经是一株空洞的芦苇，一条干涸的河，西班牙必须“脱非洲化”，必须“欧洲化”。西班牙人必须用开明来代替虚荣，用学校来代替战舰。他大声疾呼：“我们国家不需要热血沸腾的英雄和烈士，而需要冷静而智慧的人，他们能够驾驭和疏导自己的情绪。”他认为西班牙的衰败来自缺乏意志，来自经济落后、文盲、根深蒂固的盲从。他说，西班牙需要自由，而自由的根源是人的独立，而独立的根源在肚子里，饥饿的人永远不会自由。所以，先要让人民吃饱肚子。为此，他提出西班牙要解决农业问题、土地改革和灌溉问题。

　　“九八”一代关于西班牙道路的讨论中的分歧，反映了十九世纪西班牙在世界潮流面前，知识精英的深刻分歧。法国启蒙思潮在百年之后被西班牙再次反刍，一群知识分子看到西班牙落后的一面，重提当年伏尔泰和法国百科全书派的思想主张，坚持西班牙的持续“欧化”。可是，又有一群知识分子，把法国启蒙思潮视为危险的陷阱，反过来把希望寄托在“西班牙灵魂”上，梦想“寻根”。前者主张理性、自由、开明，后者主张传统、宗教、统一。这种分歧，形成了思想上的“两个西班牙”。从前者的角度看来，这是启蒙和反启蒙的分歧，但只要看看法国在十九世纪本身的动荡，就可以知道事实远非如此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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