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旅行笔记(33)_林达

三三

　　人们大都觉得，塞万提斯的伟大，是在于他的荒唐行为后面的除强扶弱、见义勇为，也是他为争得民主、自由、平等，随时准备为理想赴汤蹈火的精神，是表面荒唐可笑后面潜藏的实质性的、理智的人文主义思想。

　　今天的马德里已经是一个现代化大都市，要在寸土寸金的大都市里建造一座纪念碑，着实不易。这座纪念塞万提斯的纪念碑也没能避开都市里的高楼。可是西班牙人精心布置，终于使得这座以石块厚厚实实垒起来的高大纪念碑，不被群起的都市高楼吞噬。在塞万提斯纪念碑之后有一栋高层建筑，我没有细细去数，就算没有四十层，三十层一定是有的。我也没有去考证纪念碑和高楼孰先孰后，可是，那个后建者的建筑师一定是为两者的关系苦恼过。最后，真是处理得好极了。利用透视，拉开一段距离之后，后面的高楼体量就“变小”了。大楼和纪念碑的主体，都是中轴线对称，非常恰如其分地叠加在一起。从纪念碑前面走去，你会感觉那栋稳稳当当、三台阶收分的大楼，就是纪念碑设计中的一个背景。它们作为建筑群，活像是一个整体。

　　蓝天和碑前面的水池，打破了“纪念”的沉闷。纪念碑的主角高高在上，却和整个纪念碑的色调没有区分。塞万提斯在那里，可是他已经和西班牙的巨石融为一体了。那石砌的纪念碑，就如同西班牙那绵绵不尽的群山。而接近地面、无可阻挡地在走出来的，是那几近黑色的两个青铜塑像，那就是骑在瘦马上的堂·吉诃德和骑在驴子上的桑丘。

　　站在这两个一高瘦一矮胖、万世不坠的西班牙人面前，我终于感到有必要想想，假如堂·吉诃德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英雄或者骑士，假如他代表了那么多的精神和思想，他还有什么意思？他们从西班牙的黄金时代走出来，却踩着贫瘠的土地。是的，堂·吉诃德连下一顿饭也不知道在哪里，却似乎在舍命追求某种属于精神层面的东西。可是，令那个倒霉的塞万提斯不朽的原因，就是因为堂·吉诃德精神之高尚、追求之正确吗？从古到今，一分钟也没有停止，总有人在向我们推销不同时代的英雄，这些英雄又有哪一个不是按照人们自己心中的想象，提升塑造出来的完美人物。堂·吉诃德只不过是他们中间的一个吗？他的永恒，就是因为人们犀利的目光，穿透他破旧的盔甲，在他的背后找到了我们心中期待的伟大？就是因为他拥有和我们熟知的多得无以计数的英雄们共同的理想追求乃至思想气质，人们才因而对他着迷了几百年、还要继续着迷下去吗？我想，铁定不是的。

　　堂·吉诃德的追求始终是错乱的，他不停地和幻想中的敌人搏杀，取悦一个不存在的女人。我想，正是这种错乱，使得穷困潦倒的作家塞万提斯，变得如此不朽。塞万提斯，在自己短短的一生中，却走过了整个西班牙黄金时代、走过整个欧洲中古史、走过无数人的生命历程，他对人性深有所悟，对人性的弱点也深有所悟。他笔下的堂·吉诃德和桑丘在打动我们，因为他们是紧紧跟在我们身后的影子。阳光的投射，使得我们的影子在不断地变幻，影子不离大形。那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投影。

　　多多少少、或早或晚，我们都被生命的冲动、被莫名的精神和情绪的汹涌潮水推动过。在看不到意义的时候寻求人生的意义，在不同的时候，因不同的位置，出现不同的幻想。有时，我们给自己的人生以理由。这些理由是我们希望自己相信，也希望别人信服的；有时，你的冲动引出幻想，幻想指引着行为，行为牵出的后果，都巧合重叠，指向一个你希望看到的景象，人生似乎就是成功的。因为这个最后的景象和后果出自你的行为，所以它似乎印证了那不是人生莫名的冲动带出的梦幻，而原本就是某种纯粹的、庄严的、理性的东西在推动。我们大多数人都会说服自己这样相信的。

　　该死的塞万提斯，把堂·吉诃德，那个高高瘦瘦、摇摇晃晃，持着一把长矛冲向风车的模样，展示给了大家。他怀着同情、带着苦笑、不乏幽默地对大家开着玩笑：有时候，是不是英雄，不在于你是不是冲上去，而在于你冲向的那架风车，是不是真就是魔鬼的化身；你冲向的那群绵羊，是不是真是你的民族之敌化身的全欧洲雄壮大军。他让人们回头望着自己，突然有了堂·吉诃德问题：我重视的真的就是那个目标，还是那个过程——那个我就是无畏骑士堂·吉诃德的感觉。我们是不是在心里都隐隐希望，那个被堂·吉诃德慷慨解救的小孩，此后更遭罪就该回家自己哭去，不要出来扫我们英雄的兴？究竟哪一部分是我们理性的追求，哪一部分只是我们像堂·吉诃德一样，读着骑士的传奇，就再也不愿意在拉曼却的家里，寂寂地度过一生？桑丘的毛驴是那个时代的西班牙农民最典型的坐骑。这个骑着毛驴的桑丘，是塞万提斯眼中真正的西班牙芸芸大众。桑丘并非没有英雄幻想，只是短缺堂·吉诃德式的英雄气概，且也不乏一点隐隐的私心，这才忠心耿耿、天涯海角地在瘦马后面紧紧跟随。

　　塞万提斯向我们指点了我们每个人的英雄情结，我们是桑丘，也是堂·吉诃德。我们有时候是桑丘，有时候是堂·吉诃德。他们形影不离，可以是同一个人，可以是同一个民族，可以就是我们眼前的这个世界。我们的冲动和幻想却可能是错乱的，我们在幻想和错乱之中摸索着理性。我们不了解这个世界，因为我们不了解自己或者根本不愿意了解自己，我们无法控制那支配着我们内心的欲望和冲动。在每一个宣言后面，都肩并肩地站着他们，堂·吉诃德和桑丘。而塞万提斯，怀着点忧郁，目送他们前行。

　　前面是又一个两百年，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偏偏就在这新的两百年即将开始的时候，西班牙的王位被传给了法国路易王朝。从地理上来说，终年雪顶的比利牛斯山，分割了法国和西班牙，因此人们总说，“欧洲到比利牛斯山为止”，就是把西班牙这个文化混杂、有点异域味道的地方，排除在欧洲之外。现在人们发现，比利牛斯山突然“消失”了。

　　十八世纪，那个油画完全成熟的十八世纪，那个出现了美国、爆发了法国大革命的十八世纪，对西班牙来说，却是出师不利。

　　这位当着西班牙国王的法国人，既在动用法国的力量为西班牙争得利益，也把西班牙拖入原本可能不会参加的战争。就在十八世纪一开始的1704年，在和英国人的冲突中，西班牙失去了一座小岛——孤零零的直布罗陀岛。这就是当年受阿拉伯人派遣的柏柏人，从非洲北上入侵西班牙时的第一块垫脚石。这个小岛地处欧非之间的咽喉地位，命定要在此后的世界历史中，再次扮演重要角色。西班牙此一败，兴许世界因此得救。这又都是后话了。

　　从十八世纪始，西班牙和法国君王同属波旁王族，这样的一君两国，被人们称作是比利牛斯山的“坍塌”，从此使得西班牙和法国变得更为息息相通。法国启蒙运动的思潮开始涌入西班牙。可是，它总还是处处要比法国慢一拍，就是这慢一拍，使得西班牙走上了和法国完全不同的道路。

　　从十八世纪中叶开始，法国的启蒙之风已经吹到了这里。所谓的法国启蒙运动，也在西班牙的知识分子中间蓬蓬勃勃推广传播开来。岂止西班牙的查理三世把自己叫做开明君主，欧洲的君主们都在争当法王路易十六式的开明君主，都在想改革。

　　法国革命发生在1789年，西班牙的查理三世是在1788年去世的，此前执政整整三十年。查理三世之开明，和法王路易十六却实在很是相似，当时西班牙和法国也有很多相像之处。君主身边都出来一大批辅助君王改革的王公贵族、思想家。1778年，西班牙的宗教裁判所抱怨说，宫廷的上层都在读法国哲学。这两个国家还都花了大笔的银子支持美国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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