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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


  §走出战争的非常态

  卢兄:你好!

  谢谢你很快就来信。你说对美国南北战争以后的这一段历史不太熟悉,对于美国人如何处理内战后的局面,也确实很想了解,因为无论摊在哪儿,这都是个难题。

  在给你发出上一封信以后,我又琢磨了很久,我不想对于这段历史作出什么评判,我只觉得,这段历史这样走过来也是必然的。在美国这个国家,它只能这样走。为什么呢?因为这符合美国的一贯逻辑。

  战争的状态往往是由战争机器本身在操纵的,往往会失去人对它的控制。可是,战后的处理是人的理性应该足以能够控制的。如果处理失当,很难为自己真正地找到开脱借口。你已经知道,南方的奴隶制是从殖民时期这样一脉相承下来的。在南北战争之前,它没有如北方一样自行废奴,是南方的大多数白人,还没有达到这样一种人性的醒悟。而这场战争对于南方人又有保卫家园的意味,因此,更是一场全民投入的战争。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要搞一场清肃“叛乱者”运动的话,一失控,可以对南方造成伤害不亚于另一场战争的灾难。

  就象我在上封信对你讲到的,南北战争一结束,这里的人首先意识到的是内战带来的悲剧性。因此,要在战后对南方进行一场彻底镇压,且不谈能否做到,就是在北方民众中,都是根本通不过的。所以,当时战后北方以总统和国会所代表的温和与强硬态度,如果仔细看看,你会发现,相对于其它一些国家对于类似问题的处理,应该说都是相当温和的。他们的区别,只是程度有所不同罢了。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这一个时期。我们发现,南方被一场战争“押回”美国之后,并没有解决任何实质问题。真正造成一个地区历史进步的,是对于人性的醒悟,这不是由枪在面前逼着能够完成的。在人道理解上,这是两个完全不同层次的社会的整体冲突。在这一点上,南方当初的理解也许更接近事实,就是他们在某种意义上说,尚不属于同一个国家。而美国基于它的传统,在战后既不可能持续以武力或强权解决问题,例如北方彻底接管和统治南方;更不可能以恐怖威胁彻底吓服南方,例如,以镇压的方式,在战后再来一场和平时期的大规模杀戳和关押。因此,在战争刚刚结束的时候,不论采用什么态度去对待南方,有一点在美国几乎是肯定的,就是早早晚晚,最后你还是要把南方还给南方人。这里还将是一个自治的区域。

  持有强硬态度的国会,也并不否认这一点。他们只是认为不能就“这样”把南方“还出去”。他们希望达到的目标,就是在战后对南方有一个临时的“统治时期”,在这个时期,试图扶植起一批与北方观点相同的州政府来。然后,把政权转移给这些扶植起来的州政府,接着就可以比较放心地离开“重建”以后的南方了。这就是那几大军区的“半军管时期”的来历。

  可是,这种做法成功的唯一可能性,就是在南方彻底建立专制强权的政府。因为南方社会没有任何变化,这个社会的大部分人的观念没有变化,如果再加上战争积聚起来的仇恨,南方原有的一些理性也被迫后退了。那么,不论你扶植起一个什么样的政府,只要开放实行民主选举的第一天,选出来的就肯定还是南方人观点的州政府。因此,根本不在于出于什么样的良好愿望,而是愿望是否真的就能够实现。也许,这就是林肯总统在被暗杀之前,想过的问题。

  在战后国会第一次复会的时候,就基本逐步推翻了温和派总统的做法。国会主持的南方重建时期,采取了半军管的强硬措施。并且在这些强硬措施的支持下,选出了黑人议员。最关键的是,强烈的不满在南方是存在于整个白人民众之中。而刚刚从奴隶状态出来的黑人,还处于被北方来的官员强行扶持的阶段。强硬派所推行的措施,不论其用心如何良苦,却不免有拔苗助长之嫌。

  当时,战争刚刚结束,南方人不仅失去家园,三分之二的财富在战争中失去。原来由奴隶制支撑的庄园经济也不可能恢复,一半以上的庄园和设备基本上全毁。战争的创伤尚未平复,四分之一的白人青壮年死在战场上,活着的人又失去了他们原来所习惯了的自治。战争和战后的南方,不论其原因和合理性如何,事实表现出来的,都是在美国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非逻辑的,毁约性的,原来的制度之外的非常状态。

  在国会强硬派主持的重建时期,在来自北方的半军管之下,非理性的状态无可避免。大量处理失当的状况在南方发生。最典型的就是对南军总指挥罗伯特·李将军的私产处理。

  李将军的岳父是美国首任总统乔治·华盛顿领养的孙子,他在弗吉尼亚有一个庄园,距离华盛顿故居不远。他把庄园留给了女儿,并且指定由女婿罗伯特·李经营。那是一个经营有序,非常美丽的庄园。战争一开始,那里就成为最危险的战区。李将军立即让夫人离开家,向安全地带撤离。战争中,这个庄园一度成为北军指挥部。在战争即将结束的时候,联邦政府以该庄园主人几年未交税为由,要没收这份财产。李将军的夫人闻讯立即表示愿意立即补交由于战争中断的税款。可是,联邦政府坚持要求庄园主人亲自前来交税才能算数。当时战火尚未平息,李夫人根本不可能前往。于是,联邦政府就这样借口没收了这个庄园。这就是今天美国著名的阿灵顿国家公墓。

  也许,在别的国家,根本不需要任何借口,就可以没收“敌产”。可是,在美国这样一个历来尊重个人,尊重私人产权的国家,即使在战争状态下,即使制造了借口,这样一个政府对于私产的没收,都根本无法被接受。因为这已经完全出了美国的逻辑。虽然这发生在一个非常态的时期,可是,联邦政府对于这份私产的蛮横处理,依然在所有的历史书中受到指责。今天的阿灵顿国家公墓虽然是联邦政府的产业,可是在公墓中还是建立了一个李将军的博物馆,也向人们如实地讲述这段历史。

  南方平民也在这段非常时期受到许多不公正的对待。例如,刺杀林肯的凶手在逃亡途中受伤,曾经向一名不知情的医生求治。后来这名医生受到无辜关押。这名医生直到一百年以后,才得以洗清冤情。今天,他的冤狱故事也在他当年被关押的监狱向游人讲述。

  也许,在一场规模如此之大的内战之后,相对于其它一些地方,美国对于战后南方的处理已经显得非常温和。但是,美国是一个以契约为基础的国家。人民习惯于按照契约行事,对于契约逻辑之外的任何不公正都没有容忍度。所以南方的状态就显得格外危险。

  原来的渠道,例如南方的民众呼声通过他们的议员在体制内的表达等等,被切断了。自治的传统被停止了。不论这些南方民众的观点是多么错误,他们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的希望也被拦截了。同时,在战争威力下的强行废奴刚刚实现,立即就推出黑人参政,也使南方人担心将要长久地被北方与黑人联合的政府所统治。更何况,战争所积聚的仇恨还没有化解。于是,这个时候的美国南方,开始出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最无序,非理性,甚至大量民众暴力的局面。战争本身就是一种非常手段,内战使得人们习惯于采用非常手段。以采用非常手段来对付非常时期,又是一种心理突破。这也给南方“多数人的暴政”提供了心理上的“非法合理性”。著名的三K党,就是这一时期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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