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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


  可是,林肯总统领悟到,不论维护联邦统一的政治目标对于一个总统来说,是多么地理由充足,义正词严,在美国这样一个国家,他都没有理由为此打一场历时四年,吞噬六十万生命的残酷战争。更何况,州与联邦的关系,自由分离的权利和联邦统一的永久性,这些引发战争的焦点还是一个可以争执没有定论的政治学命题。如果再坚守这个“统一”的政治目标,那么,也许这个政治诉求可以光彩地坚守到战争结束,甚至更长的时间,但是,在一个以人性和人道为原则建立起来的国家,无论林肯总统建立多么雄伟的一座纪念碑,都无法平息这六十万灵魂在地下的呻吟。他意识到,即使他打胜了这场基于政治诉求的战争,他仍将永无宁日。不论他活着,还是他死去,终有一天,他都无法逃脱历史的谴责。这是林肯总统真正高出其他一些政治首领的地方,他是一个有历史感的政治人物。他站到了历史的山顶上,看得很远,甚至超越了他自己的生命。因此,人们从来没有看到过林肯总统为战斗的胜利喜形于色,洋洋得意。他始终沉沉地揣着他的心灵重负。就象我前面提到的,他醒悟在战场上,然而,此刻的战场上已经血流成河。

  假设林肯总统没有这样一个醒悟的话,这样一个战争目标的主题切换是没有必要的。他尽可以打着原来保卫联邦的爱国主义的旗帜,直到战争的最后一刻。而不必拾起他一开始就明确宣称是超越他的总统行政权利的武力废奴。但是,在这个时候,他已经明白,他不能把这样一面爱国旗帜继续打下去了,如果没有一个高扬的道德理由,他会真的成为一个以枪炮维系联邦,因而造成近百万人伤亡的一场内战的“千古罪人”。

  这个战争主题的切换是非常及时的,而且很有道理。美国的立国精神就是平等自由。区域自治的理论源于区域自由,就是一个区域的人民有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的自由。但是,这样一种自由不能建立在奴役他人的基础上。也就是说,美国保障个人自由,可是,人是平等的,一个人没有侵犯他人自由的“自由”。

  所以,假如南方“邦联”的诉求是建立在“区域自由”上的“分离”,而联邦的动武理由只是“不准分离”的话,在美国,这样的理由为一场如此惨烈的战争作辩解的话,是难以长期站住脚的。但是,如果动武的理由是“解放奴隶”,即“还奴隶以自由”的话,那么,“为被奴役人们的自由而战”这样一个道德诉求,是“区域自由”这样一个政治诉求所无法与之匹敌的。这两个诉求远不在一个层次上。在美国的立国精神之下,“解放奴隶”这样最贴近基本人性的道德诉求,是永远可以站得住的。甚至时间越久远,越能够得到更多人的认可。

  这场战争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就是林肯总统的“解放奴隶宣言”。在今天看来,大量的历史学家还是觉得,这个宣言更多的是一种瓦解敌军后方的战略考虑,而不是纯粹的道德公告。因为在这份宣言里,林肯总统宣布解放的,只是南军占领区的奴隶,而已经被北军占领地区的奴隶,则并不在“被解放”之列。然而,这却是林肯总统开始转移战争主题的一个关键步骤。

  到了四年以后林肯连任总统的第二次就职演说上,我们看到,与他的第一次就职演说相比,他早已经全部完成了联邦军队战争目标的切换。在这个接近战争胜利的演说中,奴隶问题已经明确地被林肯总统标明为战争的起因,而解放奴隶的道德诉求已经成为这个演说的主要构成部分。可以说,联邦军队在林肯总统完成这一主题切换的时刻,已经胜利了。而且,他们可以长久地拥有这个胜利成果了。

  我必须向你强调的是,林肯总统的这个切换,并不是任意的。他能够这样做,其实是有着坚实的历史基础作为他的支撑的。几百年来,美国的精神主流为了寻求一个人人生而平等的人性的目标,进行了长期的艰苦努力。你在我以前的信中所讲到的故事中,已经可以看到了。在这样持续数代人的废除奴隶制的努力下,在北方对奴隶制深痛恶绝的普遍气氛中,战场上一个解放奴隶口号的提出,才可能是成功的。

  就和当初的“独立战争”一样,这基本上是一场白人的战争。尤其是在南北战争的初期,当林肯总统还没有对战争目标作这样的切换的时候,联邦军队是不吸收黑人参军的。即使在战争后期,黑人虽然也参与了这场以自由为目标的战争,但是他们仍然是军队中的少数。黑人士兵自己组队,不和白人士兵混编,不过军官都是白人担任。然而,我们今天不能不肃然起敬的是,这个以白人为主的联邦军队,能够毫无障碍地接受这个战斗口号,为当时在南方全部是黑人的奴隶,为他们的自由去战去流血去牺牲。并且在此后,他们的后代依然以此为荣。在一百多年前,在人们还普遍存在种族偏见的年代,这是必须在一块有着深厚人道主义传统的土地上,才有可能发生的。

  南方“邦联”对于林肯总统这个战争目标的切换,反应整整慢了一拍。其原因就在于战争开始以后,双方已经有过明确的战斗目标。在那个时候,南方不论战斗胜负,在战斗的目标上,一直感觉是理直气壮的。对于林肯总统的“解放奴隶公告”,他们的理解也只是一个战略措施。等到他们醒悟过来,已经百口莫辩。虽然战争的胜负还未最后决出,可是,在战争正义性这个立论上,他们已经一败涂地。

  关键就在于,南方是有奴隶制,那几个极端南方州要求离开美国的最初动因,也是希望能够不受干扰地太太平平地把奴隶制维持下去。他们知道,他们在奴隶制是否道德,是否符合人性的问题上,是无法和美国的精神主流“探讨”的。在这一点上,他们自知理亏,甚至因此不惜离开美国,以避免北方死死追在后面,时时要求对簿公堂的“道德辩论”。

  可是,在他们提出离开美国的诉求之后,林肯总统以“保卫联邦统一”的名义,组织联邦军队一举进攻南方,发生了这场以“分离”和“不准分离”为争执焦点的战争。南方在这场战争面前,原来是丝毫没有理亏的感觉的,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有离开美国的权利。更何况,战火燃烧在南方的土地上,他们是被入侵者,保家卫国更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他们把这场战争看着是独立战争以后的又一次争取独立自由的革命。可是,当他们终于发现对方的战争目标已经转换时,他们落入了一个挣不脱的罗网。因为,不论他们愿意还是不愿意,既然对方的战斗目标已经转换,他们的地位也就同时被转换了。也就是说,既然联邦军队是在“解放奴隶”,他们就必然被随之定位在“为维护奴隶制而战”的位置上,逃也逃不掉了。

  这时的南方“邦联”真是狼狈之极。举着解放奴隶大旗的联邦军队高喊着自由的口号冲杀过来,正义凛然,死也死得其所。南方却突然之间发现自己拿不出一个相应的战斗口号与之抗衡。南方再一次理亏,可是又好象亏得莫名其妙。他们想指责林肯总统这种战争主题切换的不公道,可是又张口结舌,欲辩无言。因为,人家宣称打的就是奴隶制,而南方就是存在奴隶制,真可谓是“打个正着”

  在这种情况之下,南方“邦联”发现,唯一还有可能把双方拉回原来的争执焦点,“以正视听”的办法,就是使得林肯总统切换进去的新目标消失,这样,才可能回到原来战争争执的焦点。这才可能使得南方坚持认为联邦军事行动的非正义性和非法性,重新暴露出来。于是,南方“邦联”宣布,南方废除奴隶制。在这一瞬间,战争进入了一个荒诞的状态,联邦军队的战斗目标突然消失了。

  可是,南方的这个反应已经是在太晚了。这个时候,已经是战争的后期,南方大势已去。林肯总统决定不管三七二十一,继续高举解放奴隶的旗帜,一路打到胜利。南方“邦联”一直处于劣势,疲于应战,再也没有真正得到机会,重新讨论他们是否有权利离开美国的问题。

  1865年4月8日,就在联邦军队攻打南方的第一个战场弗吉尼亚,在距离当年南方“邦联”首都利其蒙六十英里的地方,一个安静村庄的两层红砖小楼里,南军总司令罗伯特·李将军,穿着一身笔挺的一尘不染的军装,代表南军向联邦军总司令葛兰特将军投降。三天以后,南军的北弗吉尼亚军团的士兵们,低垂着军旗,走过联邦军队的面前,放下武器,开始返回家乡的旅程。历时四年的美国南北战争就这样结束了。

  李将军代表南军投降的六天之后,1865年4月14日,也许你还记得,那是塞姆特堡陷落四周年的纪念日。这个边防城堡是在两个月以前刚刚从南军手中收复的。那一天,他们以一个特殊的方式庆祝这个联邦边防城堡的收复,他们邀请了当年驻守塞姆特堡的安德生将军回来参加一个仪式。安德生将军此时已经是一个白发苍苍的六十岁老人了。并且由于健康原因已经离开了他的军职。他在这个仪式上,重新升起了四年前他被迫降下的那面旗帜,不禁感慨万千。然而,就在同一天晚上,在华盛顿的一个剧院里,林肯总统被一名南方籍的演员暗杀。这似乎预言了迄今为止美国人对于南北战争的感觉,这场战争没有胜利者,它的悲剧性压倒了一切。

  如果说,后人一定要对这场战争在是非上分出一个胜负的话,那么,自从林肯总统将一个“爱国的维护联邦统一”的政治诉求,切换成“解放奴隶,为自由而战”的道德诉求的这一刻起,南方就已经输定了。战争一结束,南北双方的学者就不断地对这场战争,发表各种观点的研究成果。因为,南北战争这样一个历史上的非常状态,并没有中断美国的言论自由和学术自由的传统,美国人依然可以看到各种对于南北战争的学术争论和不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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