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有一个梦想(25)_林达

二五

　　在电影里，代表激进反奴隶主义者的两个形象，就是那个为黑人辩护的年轻白人律师，和一个参与营救活动的黑人。在历史上，参与这次“阿姆斯达”营救的，可以说是整整一个“团队”。有大量的人，以极大的热情投入了这场没有报酬，没有私人利益的“挑战”。而且，在长达三年的持久战中，所有的费用都是来自美国人的私人捐款。参加营救的基本上都是白人。原因很简单。

　　就象美国历史上无数次这样的历史性推动一样，这是一场司法大战。真正在里面起作用的人，都是精通法律的律师。当时在北方的黑人虽然是自由的，也有着最强烈的反奴隶制的动因，但是，他们还没有成长到具有真正的实力。

　　那么，这些激进反奴隶主义者的白人，他们又是什么样的动因呢？答案是：宗教理想。你还记得我以前提到的，在北美殖民时期，最早在新英格兰的清教徒和宾夕法尼亚的教友派，他们持续两百年的反奴隶制的努力吗？那么，这是一脉相承的。

　　因此，他们的出发点，是对于人类不平等所造成的苦难，持有一种宗教性的深切同情和慈悲心怀。所以，才会产生这样无私而持久的抗争，才会激起如此巨大的热情。

　　我们再回到这个案子。

　　这个时候，我们看到，美国宪法所建立的制度在严格地起着作用。因为，从建国开始，“挑战司法”就是体制内寻求社会改革的一个正常程序。在这个制度下，要推动改革的人们，也就会立即进入这个制度所设定的程序。他们所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集合起一批志同道合的高质量的律师，向法庭申请，自愿成为“阿姆斯达”号黑人一方的辩护律师。然后开始研究案情。因此这里没有什么非常举动。所要做的，就是律师的正常工作。

　　与电影所讲述的故事有所不同的是，历史上主动出来代表“阿姆斯达”号黑人进行法律辩护的，并不止是那个孤单的年轻律师，参加工作的几乎是一个律师团，有前面的法庭辩护，也有后面的大量资料和分析工作。在开庭前的最初准备工作中，他们就意识到：现有的奴隶制尚未被打破，因此，在原有的法律之下，在自由州，蓄奴是非法的。但是在蓄奴州，奴隶的武装暴动，杀死奴隶主，也是非法的。在美国分治的原则下，有关奴隶制的立法权在州一级，联邦法庭无权干涉。各州的法律当然也无法相互套用。

　　古巴虽然不是美国，但是，这是一个合法的蓄奴国。因此，如果仅仅用自由北方的法律去辩护，当然同样可以利用法庭辩护提供的论坛，大大宣扬一番废奴的理论。然而，胜诉的可能几乎微乎其微。这将不仅影响“挑战司法”这一举动的成功，而且，这些涉案黑人的生命，也将面临极大的危险。

　　这也是美国历史上所有挑战司法的案件中，律师们都必须认真对待的首要问题。这是极具技巧性的技术问题：在旧的法律仍然起作用的时候，怎样利用原来的法律，在法理上往前推，逐步建立新的立法依据。

　　这些律师决定的第一个辩护策略，就是宣称“阿姆斯达”号上的黑人，不是合法奴隶，而是自由人。尽管当时所有的证词证据，都证明这些黑人是合法奴隶。然而，他们从得到的有关这个案子的最基本情况中，已经凭着职业敏感，捕捉到了表象之下的一线蛛丝马迹。引起他们疑问的，首先是那四个十二岁以下的黑人孩子。

　　他们注意到，西班牙在1920年签署过一个禁止从非洲进口奴隶的协议。距离“阿姆斯达”事件，这个协议已经签署了整整十九年。如果这些不到十二岁的黑孩子是合法奴隶，他们必须是在古巴出生的所谓“拉丁裔黑人”。还有一个基本事实是，他们知道的案情都来自西班牙人的一方，原因是，黑人们都不会说古巴的通用语言，西班牙语。

　　这两个信息放在一起，就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这些“出生在古巴”的孩子，竞一点都不懂当地的语言呢？

　　但是，哪怕是再有道理的疑问，也只是一个疑问，而法庭是讲究证据的。再说，即使能够因此使法庭相信，这些孩子是在“1820年协议”之后，从非洲非法进口的。那么，那些成年黑人呢？尽管很难想象，他们在古巴生活了十九年还没有学会西班牙语，可是，你也不能说，这就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

　　然而，不管怎么说，他们找到了一个突破口。

　　他们的疑问，很快就从一个叫做杰尼的激进反奴隶主义者那里，得到了间接的证明。杰尼就住在黑人关押的新伦敦。事情一出来，他就设法与那两个西班牙人谈了一次。两个西班牙人根据自己在古巴的生活经验，觉得在一个“白人的国家”，如此清楚的“黑奴造反”，“杀人越货”的案情，美国白人的司法当然就是“帮”白人货主的。只不过是等待一个例行手续而已。因此，在与杰尼的交谈中，路易兹很轻松地透露了一个情况：这些黑人都是刚从非洲来的。

　　这个旁证给了律师们极大的鼓舞。尽管依然需要证据，但是，他们的辩护思路已经变得非常明确。

　　还有一个电影里没有提到的情节，也很有意思。就是“阿姆斯达”号黑人的主辩护律师班德文，耶鲁大学的优秀毕业生，也是美国独立宣言的签署者的外孙。他的外公罗杰·谢蒙不仅是独立宣言的签署者，在后来举行的制宪会议上，也是与会者中最主要的反对向蓄奴州妥协的一个。在整个“阿姆斯达”事件中，另外两个最积极的参与者，亚瑟·泰朋和鲁易斯·泰朋，是两兄弟。他们则是大名鼎鼎的本杰明·富兰克林的后代。鲁易斯。泰朋后来成为“阿姆斯达”委员会的三个负责人之一。

　　这一批人，除了他们的宗教精神之外，坚持开国者们起草“独立宣言”时的立国理想，也是他们思想中非常清楚的一条脉络。

　　不管怎么说，当务之急应该是和他们试图帮助的对象，“阿姆斯达”号的黑人设法交流。一开始，他们在纽约找了三个还能够说非洲语言的黑人，请他们一起去纽黑文的监狱探监。其中一个名叫凡瑞，他是在十二岁的时候，在非洲遭到绑架，被卖到美洲来的。

　　在电影里，斯匹尔勃格把这种交流的巨大困难，表现得非常真实。可我想，事实上他们的交流，可能比电影里更为困难。刚刚来自非洲部落，又有着几个月来与白人发生的最恶性交往经历的黑人，与来自纽约的白人律师，你说他们之间的距离，是不是要多大就有多大。极端的不信任，加上语言还不通。再说，对于黑人来说，他们怎么想得通，这两个白人要来干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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