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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一次演讲后的随想(2)


  听到这里,我也想到,市议员调查龙应台的电话记录,可以说那是龙应台拒绝顺应市行政官员们讨好议员的旧习,因而招来苛求;但也可以说,那是议员在正常行使监督权。只要事情是在他们的正常职责范围,你往往无法责难他们的动机。因此,我也想到,其他的行政官员们仅仅是不愿意承受对个人廉洁要求的额外压力,还是更怕工作中遇到“说不出道不明”的刁难?正如龙应台那天讲到,为了举办“台湾国际诗歌节”,她必须走访一个又一个市“议员”的办公室,一遍遍地向他们说明她的构想的理由,甚至可能还要向一些“议员”说明“什么是诗歌”,“什么是诗歌节”,“为什么要花那么多钱举办诗歌节”,因为,没有议会的批准,天大的好事,她也办不成。

  所以,那天听着演讲,我其实很想问一个问题:由于议员对行政分支的工作支持,是有一个上下限的幅度的。只要在这个幅度之内,纵有新闻监督在,都往往奈何不了一些出于私心却冠冕堂皇的阻挠。那么,假如你知道,在当时当地的议员水平下,你特立独行的后果,不仅是个人要承担压力,而且是你建设城市文化构架的理想要因而受挫。也就是说,你支付的将是损害公众利益的代价。在这样的情况下,你还会坚持你的“不随俗”吗?你还有这个信心,相信自己不随俗是道德上正确的吗?

  我知道,这是一个几乎两难的问题。在民主社会,这样的难题却也是经常出现的。这其实是“民主制度”经常在支付的代价。民主制度甚至通常是低效的,因为监督程序本身,就是在消损效率。那么,假如一个社会的国民和精英是素质低下的,假如一个社会是缺乏敬业精神和严谨的职业道德传统的,假如一个社会是习惯于明争暗斗而缺少宽容共存、携手共进的风尚的,假如一个社会的民众是不习惯谦卑自省、也从无敬畏之心的,它所走的道路,就还要艰难得多。因为制度的演进,是和人的演进同步的,制度只是这块土壤自然长成的树木。而在一块正试着要移栽他方树木的土地上,还有改良土壤的工作要做。这种改良,要从孩子们读的童话书做起,从每一个人自己做起。否则,野火易起,活民主之树难矣。

  那么,曾经在操作困境中挣扎过来的龙应台,是否就对信念发生动摇了呢?她的一席话让我深为感动。龙应台说,人们经常批评和嘲笑台湾的“议会”里出现的打架、拉头发、丢瓶子。可是,她自己出生在1952年,在她出生的那一年,台湾的报纸上隔三差五地就会出现这样的消息,“今天有三名(或者五名)匪谍伏法”。她曾亲历台湾的专制岁月,看到自己的朋友无端失踪,再过二十年出来,却已经精神失常。因此她认为,无论怎样打架,都比暴政要强。

  龙应台还谈到,她从一个作家,突然变成一个文化长官。手里的“权”常常是以“钱”的形式出现的。捏着手里的钱,看到一个卖菜的老太太,她都会想,我手里的钱还有这位老太太的一份税金。假如我不认真考察就建立项目,假如我建立的项目是错的,那么,我决定盖的音乐厅,就可能只是在那里养蚊子,又如何对得起民众交到自己手里的辛苦钱。除了对于钱的谨慎,龙应台也在试着建立一些制度,让企业捐款者和文化项目之间产生契约关系,尽可能使得她曾经介入的地方文化事业,能逐步脱离个人的人情关系,能够持之以恒地走下去。

  龙应台对于“权”的这种惶恐,甚至延续到今天。在她离开“体制”,重返独立作家身份的今天,她说自己仍然会有这样的疑问,手中的“笔”是否就比“权”更轻飘?在你写出什么的时候,你甚至都不知道会带来怎样的结果。假如用笔不当,也可能带来你所看不到的伤害。在这个意义上,今天的龙应台觉得自己要比以前更慎重地对待自己写下的文字。会引出这样的反省,也许是龙应台在“当官”前,所没有想到的吧。

  我不由地想到,对龙应台来说,也许坚持一个“知识分子”的位置,更容易保有高风亮节之形象。而她进入体制“当官”,竟是因为看到细细节节的文化建设工作也要有人做。如此一脚踏进“体制”,要支付多少心力,才能获取一点一滴的进展,只有她自己能够体会了。我自己以前很少这样深切地想过,作为一个体制外的文人批评者,其实有更容易更轻松的一面,所以也许就并没有理由因此轻薄许许多多在体制内的、从事建设性工作的、推动着渐进改革的人们。他们大多是没有名气的,甚至是被误解的。然而,假如没有他们在一片需要改良的土地上默默耕耘,而只有燃野火者,那么当春天来临,也未见得就能够快快长出健康丰润的树苗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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