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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一本回忆录写的序言


  这是第二次读这本回忆录了,读了还是很喜欢。

  第一次读的时候,还是作者伯威写给自己、流传在很少朋友之间的一份私人回忆。写的时候,他并不曾想要付诸出版。我猜想,使他心中隐隐冲动、忍不住拿起笔来的原因,是到了怀旧的年龄。

  人人都会怀旧,伯威有些特别。我很惊讶他的天赋,那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从懵懵懂懂的幼童开始就有的敏感、观察力、超强的记忆和那种好琢磨的劲头。

  我一开始看伯威写的回忆,是出于好奇——曾经看过一个朋友写的家族回忆,里面提到,她的一个美丽姑姑深居云南深宅大院的深闺之中,却被一个上海来的“小白脸”“拐跑了”。而伯威,就是这段浪漫史的硕果。读伯威的文字,能读出他的得天独厚,读出这段浪漫姻缘的绵绵延延。他的文字平和得体,正是越过了粗粝的年代之后,家庭和父母给予的教养又从很深的地方,自然而然走出来的表现。伯威遗传了父母的幽默,照他的说法,他对好笑的事情总是记得特别牢。因此,曲折的人生经历,没有消磨掉他的天赋,却丰富了他的体验,使之在成熟的年龄,能够散淡超然,从自己的独特视角,来回顾历史和人生。这使得伯威的回忆录很好看。

  真的看下去,牵动我的就不再是传奇故事的线索,而是伯威以他记录描绘的功力,为我们展开的洋洋洒洒的历史场景。

  伯威1935年出生在日军攻陷前的南京。伯威经历的抗日战争、国内战争等等,仅仅是我们出生前十几年的事情。可是我们无缘亲历亲见,只能从书本上去了解。而我们读的,常常是现代戏剧的“大舞台”,那些重要的人物在上上下下,强烈的聚光灯,虚化逼退了周围的一切,被省略掉的,恰是最丰富的社会生活。伯威对早年的鲜活回忆给我们补上了这一课。这是一个求知欲旺盛的少年人叙述他的所见所闻,不论是三教九流、还是社会百态,都描绘得活灵活现。看上去是零散的,可又被社会大势的走向聚合牵动,融合在一起。

  伯威和我哥哥年龄相近,他的父母也和我的父母同代。抗战期间,都在历尽曲折之后,来到陪都重庆。抗战胜利后,又都急迫迫地回到上海。尽管他们的行业、处境不同,可是都背井离乡,都要跑警报避炸弹,都经历一样漫长的被迫颠簸和不安定的避难煎熬。我曾经零零星星地听过他们的故事,可是往事就像一捧珍珠,被他们在匆忙前行的路途中撒落。我们长大之后,父母兄长的生活,都像是跋涉在干涸的溪流河床,人的精气神都被渐渐耗光。他们疲于应付眼前,再也没有心情去寻找失落的过去,再串起那条珠链,即使偶尔从箱笼深处拾出往事,也只是像业已黯淡的珍珠,幽幽地一闪而已。

  可是,伯威的回忆是完全新鲜的感觉,就像在讲述昨天刚刚发生的事情。惊人的记忆力固然是一个原因,更多的原因,还是来自于他经久不衰的兴致勃勃,活像今天的他,还是那个对万事好奇的美少年。也许是对往事的回忆,在牵出他的热情,我相信在他说到爸爸、妈妈、弟弟、妹妹的时候,那个早年的家和那时年轻的亲友们又在头脑中活跃起来,早年的街景与街坊邻居们也活生生出现在他的眼前。

  伯威在回忆中年轻起来。令他年轻的还有他对已逝去的以往年代的感情。人们曾经正正常常、踏踏实实地生活过,家庭、邻里、街坊、社区,不论亲聚疏散、悲欢离合,都发生在人与人之间,是人间之悲喜剧。可是忽然间一切都开始转变,人际的关系忽而变成人与政治力量的关系。在这样的关系面前,个人被挤压甚至踩扁了。人被带上符号,符号决定着你的价值。就像那个年代的货币,使用时必须伴着票证,没有票证,钱就不再是钱了。人们在水中沉浮,必须在没顶之前,伸手出来打捞、抢夺那个标志着“革命”的符号。没有它,你的儿子女儿、孙子孙女都可能背你而去,更不要说乡里乡亲。

  伯威仔细地描绘了这个转变。他自己、他的家庭、他的生活,就是社会的一个样本。丰富的社会背景,从伯威的视野里消失了,那温情的七姑八姨,那风流倜傥的叔伯子侄,都进入一个改造的模子,出来之后一个个灰头土脸、屏声敛气。原先敏感的他,目光也凝聚起来,舞台上的背景在开始远离、模糊,政治性的冲突成为聚焦的中心。伯威回看自己,一个生青个子,有了那标签,就变得有点不认得自己,气变得粗起来,和他那个暖暖的家,开始发生冲突。这一切,在外公去世的时候达到高潮。我似乎看到今天的伯威,茫然看着当年愤然冲出母亲房间的自己,心里伤伤戚戚默问:我是怎么啦?他真实地写出那个少年郎,是因为到了这个年纪,他不想欺骗自己。后来,伯威也失落了那张“革命”标签,随即失去价值,自此便被众人随手抛弃。

  这种转换是具体的。伯威的回忆从童谣而起,他记下唱过听过的歌谣,从孩童时期到青春时代。从这些民间的歌谣,可以清楚看到社会变化。儿时的歌谣,歌词是稚嫩的,却因触动了人所共有的那点温情,诗意和文学意味便自在其中。此后的歌谣是成人的,却因为出于功利性的宣传需要,变得与“文”无缘。这种变化也体现在伯威记录的生活细微末节里:一个本应多姿多彩的社会,在转向外观日益粗暴艳红时,内心却是日见贫乏苍白。

  我们经历过这样的时代,以为那内在的苍白便是天经地义的“朴素阶级感情”。直到社会再次转换,我们才跟着吃力地迷茫地“转型”。而伯威不一样,他们比我们年长,比我们更多地保留了对“正常的生活”的记忆。回想我们在那个年代,岂不是靠着伯威这样的兄长,还有父辈,潜移默化地向我们输送了一些什么,才没有彻底退化成猿。伯威从噩梦中醒来,重新历经了一次“从猿到人”的复苏。只是,复苏的已经不是那个胸怀壮志的少年,他已经两鬓斑白,他温情世界里的亲人们,已经踯躅远去。

  想到伯威肯写下这部回忆,我觉得真是一件幸事。人们因此得到一部真实生动的历史记录;而亲人们的音容笑貌得以留下来,自己能把心又稳稳地放回原处——对伯威、对亲人的在天之灵,都是一个永恒的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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