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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黑杖被关在大门外的时候(2)


  到了上院开会的地方,没有这二百五十个下议员的座位。这儿是上议院的地盘,在会场里,靠着大门,有一道低矮的栏杆,按规矩,下议员们是绝不允许越过这道栏杆的。现在,女王在正中的王位上开读文告,上议院的假发长袍议员们端坐恭听,二百五十个下议员们在栏杆外面站着听。现代英国最有实权、真正管理着这个国家的首相和他的内阁成员,也站在这群人里。这一幕,连伏尔泰在二百五十年前看到也不免诧异:英国议会的民选议员们权力第一,地位却是第二。

  女王清晰地读着文告,一口一个“我的政府”将如何如何。而起草文告,真正掌握这个国家实权的,正是那些站着的首相和内阁成员。

  世俗政府实权和仪式性的地位,在这儿分裂。抽象主权、传统王室尽管摆足威风,位高却权不重;民选代表,没有世袭爵位之民众,貌似恭敬却掌握真正的权力。下议院用不客气对待“黑杖”的“礼仪”表示,民选政府的权力不受王室的干涉。下议院议事厅地板上的白线和上议院的低矮栏杆,是英国政治中游戏规则的象征。它们表示,权力必须划分,不管是什么人,都必须遵从划分权力的契约,哪怕这份契约来自于五百年前的传统。

  就这样,英国人每年一次,重复这个仪式,已经不知重复了多少年。社会学家告诉我们,人类自从有了“政治”这个东西,仪式就是非常重要的,仪式在传递信息。我们看到过各式国事仪式,摆足架势要显示的大多为强大、统一等等。以前我们就听说,英国人最讲绅士派头,他们当然也是很要脸面的。可是英国女王和国会,却以这一丝不苟反复重演的仪式,表达互相都“把丑话说在前头”,互相传达遵守游戏规则的告诫和承诺,做得如此认真,叫人叹为观止。这就是英国人的“传统纪律教育”。在人类政治史上,这是最能显示盎格鲁—撒克逊人政治智慧的一刻了。

  二、不分割的权力是有问题的权力

  众所周知,英国议会和王室如今的关系是历史形成的。从早期贵族领主向国王讨权,要求明确权力和义务,互相有所承诺,订立大宪章,再用实力和关乎荣誉的规则来维持这种权力分割,到17世纪王室和议会发生冲突,以致砍了国王的头。可见在契约形成的初期,承诺的维持是多么不容易。看英国历史,你会发现,那是一部典型的延续渐进的历史。在历史上,冲突是激烈的,冲突的议题却是古老的,解决的方式是缓慢推动的,鲜有如法国大革命那样颠覆性的创新变革。于是,他们的那些人物,不管是时势造英雄,还是英雄造时势,都难以把自己看成是开天辟地、开创从未有过之新时代的特殊人物。这就是英国人闻名于世的所谓“保守”。但英国顺着与法国的不同路径,也一样从古代走到现代,该变革的也已经都变革了。

  这样,英国人砍了国王查理一世的头以后,到头来还是在王室里找一个人当国王。“光荣革命”的时候,他们赶走了一个国王,却满世界找,要把国王的后代请来,还是当国王。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免不了有一阵自相残杀,直到杀出一个最强的来。这杀出来的最强,还不是照样叫国王,往往还比不上原来的国王。

  一部英国历史,充斥着王室内部的争斗,阴暗城堡里的血腥和亲情;王室和欧洲各王朝贵族之间的纠葛以及战争与和平,看得现在的人又糊涂又无聊。但是王室和议会的关系,却始终有一条脉络,那就是权力开始划分,契约和承诺成为王室和民众之间双向的义务。

  及至最近两百年,实权已经大半到了议会下议院,也就是民选的代表们手里。王室已经大权旁落。伏尔泰从法国去英国,感到好生奇怪:英国的国王给管起来了,虽然仍旧有无数的机会去做好事,想做坏事却已经没有权力了。如今的女王,不仅是英国教会的首脑,还是国家主权的所有者。议会的决定名义上还要女王首肯,可是实际上女王的“同意”已经是议会对女王的“要求”,女王是必须同意的。必须得到你的同意,而且你还不能不同意,这种逻辑听起来实在是奇怪得很。今天,英国首相布莱尔每个星期还是晋见女王一次,向女王通报政情。这一晋见却是对外保密的。如今的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十分地开明,曾经让电视台进王宫,拍摄女王批准法令的过程。只见议会派来的官员站得笔挺,朗声宣读待批准的法令,女王款款而坐,似乎听得十分尽职。每读完一个,女王的回答却千篇一律地是:approved(同意)。

  王室已经没有实权了,为什么还养着王室成员呢?失去实权的王室是最无力反抗的一小群人,为什么就碰不得呢?这是看惯了革命的人最想不通的地方。英国人到21世纪还保留着实位虚权的王室,外边人常常把这看成是英国人愚笨迟缓的表现。

  在今天,王室是否有必要继续存在,也是英国人有时会提出的话题。因为如今的这种维持,更多的只是文化传统的象征意味了。最近的调查表明,大多数英国人还是希望维持现状。

  然而,历史在很长的时间段里演变到现在的:从国会和王室实力相当,过渡到国会已经足够强大,执掌实权,而王室开始变得只是一群文弱绅士和妇孺。在这关键的一刻,国会和他们代表的英国平民,为什么不把王室撵出白金汉宫,如同当年我们把溥仪们撵出紫禁城一样呢。为什么他们反而在一年一度英国议会的开幕仪式上,让王室独揽风光,而这些戴假发,有贵族头衔的老头和西服革履嬉笑开朗的民选代表们,煞费苦心地照本演出这样的古老仪式呢?那是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对于智慧的理解。他们在告诫自己,契约是必须遵守的,历史的教训是必须记住的,一个守约的民族才是有希望的。他们也在重温自己的历史教训:任何权力都必须是有限的,权力必须用权力来制约。

  在这个时候再回头去看“美国革命”:它有着创新变革的外貌,却坚守了骨子里的一份“保守”。想想也就不奇怪了,因为美国的精神内核承继于英国,而不是脱胎于法国。

  美国人曾经有了这样的机会,创立一个全新的国家。他们把本来可以“统一强大”的国家权力划分成立法、行政和司法三大块,三大块的权力互相穿插,互为补充又互相牵扯,他们称之为“制约和平衡”。这是美国政治结构的基本规则。这种运作过程的全部理由,都是从这个根子上长出的。而这种智慧,追根溯源,就可以追到“黑杖”被“哐当”一声关在下议院门外的那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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