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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肯总统和李将军(1)


  我们不是第一次到肯塔基州的莱克辛顿来,只是每回都是来去匆匆,只有这一次,悠闲地在市内逛了逛,逛出一些感想来。

  肯塔基的地理位置很特殊,位于南北之间,又可以算是“中西部”,是美国的“中原”地带。美国建国初期,这里还是边远蛮荒之地,那时的美国还没有肯塔基州。后来美国向西开发,一个个的新州加入联邦。那也是美国政治制度渐渐扩展的时代,下层豪杰在边远地区的地方政治中出头露面的机会开始多起来。第一个靠战功崛起的安德鲁·杰克逊总统,就是从肯塔基南面的田纳西州出来的。又过了二十多年,林肯和他的政敌道格拉斯,还有从道格拉斯的民主党里分裂出来的布莱肯利奇,就都是肯塔基州和稍北的伊利诺伊州的人了。政治中心在地理上从传统的弗吉尼亚州和马萨诸塞州往西移,政治舞台则从少数精英圈子向下层平民降低。

  我们走进一所学校。这是一所私立大学,很小,建筑物极为典雅,环境幽静之至,想来学费也一定贵得不得了。从校门口的一块纪念标牌上得知,在1780年,肯塔基还未加入美国的时候,它就已经成立了。就是这样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大学,毕业生里出了两位副总统、一位最高法院大法官、五十位参议员、一百零一位众议员、三十六位州长、三十四位驻外大使。这番业绩听起来令人印象深刻,其实只是说明早期政治权力,还是一个不大的小圈子的游戏,这是制度民主化之前的精英政治遗留的痕迹。

  亚伯拉罕·林肯是制度民主化以后第一个真正具备平民特征的政治家。他出生在肯塔基州的农舍里。林肯的崛起,标志着美国从建国初期共和国精英政治到民主政治转变的完成。从此,民主政治家来了。

  政治家,politician,有时候也译成政客。中文里,政治家是褒义词,政客是贬义词。英语里,politician中性而有时略带贬义。民主一旦完成,也就意味着传统的政治家,statesman,转变成民主政治下的politician,现代政治家和政客。在古典共和政治的时代,特别强调政治家的道德水准;在现代民主政治的时代,这种对个人道德的强调不仅是一种奢侈,而且失去了现实的操作意义。古典共和政治诉诸于道德,现代民主政治则诉诸于制度。

  林肯出身农家,没有机会受完整的正规教育,前面提到的那所大学,他是没有资格进去的。他干的是伐木工、店员、农庄帮工、摆渡工、土地丈量员。他没有贵族祖上的余荫,也没有机会建立疆场功勋,他的惟一手段是竞选演讲。在一生无数次的竞选演说中,他从不讳言自己出身卑贱,“这儿是谦卑的亚伯拉罕·林肯”,“如果你们选了我,我将万分感激,如果你们不选我,我也同样万分感激。”美国南方牧场要用一种劈开的树干做围篱,劈树干是最费力气的粗活。林肯的支持者却常在林肯演讲的场所放一堆劈开的树干,以表明我们的候选人曾经是干这种粗活的。林肯的儿子觉得不好意思,说现在满世界都知道爹是劈树干的,林肯却很乐意这样。道理简单得很,这样就在感情上接近了下层民众,而选票就在他们手里。其实,那一系列的粗活,林肯并不擅长。他干粗活只干到二十一岁。林肯最感兴趣的是政治,他是一个天生的政治家。他搬迁到伊利诺伊州后,在地方小镇上开始竞选,二十出头就选上了州众议员,开始了他的政治家生涯。

  后来的人们都说,林肯领导了美国人民废除奴隶制的斗争。有一个传说,说林肯在二十来岁的时候去了一次密西西比河口的新奥尔良,在那里的市场上,看到一个面目清秀的黑人少女正待出售。这个镜头刺痛了他,他发誓,有朝一日找到机会就要粉碎奴隶制。后世史家考证说,这多半是人们编出来的故事,因为从那以后,有整整二十年,林肯在自己的政治活动中,从来没有下手打击奴隶制。作为一个普通人,林肯是一个富于同情心的人,是一个有正义感的人。毫无疑问,他在道德上痛恨奴隶制。可是他在奴隶制面前保持了沉默,因为政治家不得不寻找成功的机会,那时废奴的时机还不到。林肯出生的肯塔基州,是19世纪前半叶美国国内奴隶买卖的输出基地,肯塔基州的四分之一人口是黑奴,有大批肯塔基黑奴被卖到更需要劳动力的南方。奴隶买卖假如真的刺痛林肯的话,是用不着跑到新奥尔良的。我们在莱克辛顿参观了林肯夫人玛丽·塔德的娘家。塔德家就蓄奴。

  1854年,国会在伊利诺伊州的参议员道格拉斯的活动下,通过了坎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这个法案取消了1820年在“密苏里妥协案”中规定的北纬36度30分以北不得蓄奴的法律。道格拉斯的理由是,是否允许奴隶制,应该是各个州的人民自己来决定,是“地方自治”,是“民众自决”。他打的居然是一张“民主牌”。这个法案不仅激怒了废奴主义者,也使北方大多数不愿意和黑人共处的民众感到忧虑。北方的大多数白人并不是激进的废奴主义者,他们不喜欢黑人,甚至讨厌、害怕黑人。根据新的法案,黑奴就可能向北方蔓延,影响北方白人民众的工作和生活。这是美国建国半个多世纪后奴隶制回光返照的时刻。林肯意识到了阻挡奴隶制的责任,他也看到:他的机会来了。1854年8月,林肯第一次在公开演讲中谴责奴隶制。他说:我痛恨奴隶制,因为我确信这种制度是不道德的,是邪恶的。

  从此以后,一直到1860年被选为总统,整整六年时间里,当他面对北方民众的时候,他就一遍一遍地在道德上谴责奴隶制,毫不讳言他痛恨奴隶制;而当他面对南方民众的时候,他苦口婆心地解释,他并不主张废奴,废不废应该是各州自己的事情,他主张的是:不能让奴隶制向北方扩散。他个人虽然痛恨奴隶制,但是他主张让奴隶制自然死亡。

  1858年7月10日在芝加哥——北方废奴主义的大本营,林肯发表演讲:

  让我们抛弃不同人种之说,不同种族之说,某种族更为低级故而必须置于一种低级地位,诸如此类的无稽之谈。让我们抛弃所有这一类的东西,让我们在这块土地上,团结如一人,直到我们能够再一次站起来宣布,所有的人生而平等。

  两个月后的9月18日,在南方查尔斯顿——蓄奴主义者的大本营,林肯发表演说:

  我必须说,我不是,也从来没有,主张以任何方式实行白人和黑人种族的社会及政治平等;我不是,也从来没有,主张让黑人也有选举权,也能当陪审员,也能担任公职,也能和白人通婚。

  这两场演讲,都赢得了听众的热烈鼓掌。什么是林肯的心里话?哪个林肯是真正的林肯?这样的问题,只有在古典共和政治下,才是有意义的。在现代民主政治下,这个问题失去了操作意义。政治家既有用自己的理念和道德良心引导民众的责任,更有追随民意,笼络民意,塑造民意的需要。事实上,你已经不可能有把握地知道,什么时候他是一个基于原则和道德说话的政治家,什么时候他是一个权衡利弊说话的政客了。著名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斯塔德认为,这是寻求民众选票支持的职业政治家的正常表现。当然,即便如此,政治运作的这两个部分如何侧重,是否有一定的原则,依然能够看出一个优秀的现代政治家和政客之间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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