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在你我身边(9)_林达

九

　　§在边城历史中穿行

　　一个人写出自己的回忆，写一个孤立的跌宕人生，很可能只是偶然；可是，个人境遇的总和，就必是鲜活的社会历史本身，这是民间历史的魅力所在。我曾经想过，应该在哪一天，约几个相识的人，约好一起写出回忆，同时记录各自周围一圈生态，这样一个小小集合，就不再是个人史，而是一个社会单元、一个社会团粒结构，就有历史记录的价值了。

　　我只是想想而已，而在古老的昆明，一些不同年龄段、有着相互关联的人，并没有相约，却出于本能的历史感，真的呈现了个人记录的不约而同。

　　这是我再次阅读景明的回忆，准备写序的时候，忽然意识到的。在断断续续的几年里，我为几本围绕昆明的回忆录写了序言和书评，其中有黄湛回忆录《永远的北大荒》，有胡伯威回忆《儿时民国》（续集《青春·北大》），还有刘德伟《一粒珍珠的故事》，而他们都和一个人有联系，就是景明。他们是景明的干爹、表哥和老师。我还陆续看到一些其他的回忆，有流亡至昆明的范小梵的《风雨流亡路》，她丈夫朱锡侯自法国归来居昆明三十五年，留下书稿《昨夜星辰昨夜风》，他们和景明的前辈有着共同的亲朋世交，也就隐隐牵到了一起。

　　卓琳去世时，我看见范小梵的女儿给景明信中唏嘘：“他们这一代人走得差不多了。”卓琳是她妈妈的好友。我问起来，景明对我解释说：卓琳是“云南宣威火腿老板的千金。我三姨妈小时候最好的朋友。她家不在昆明，住校，星期天就和我三姨妈一道回家”。这些，她没有写进书里。景明的父亲王兆仁年轻时光，有一个高大的国军军官，曾带女友来昆明，向朋友们介绍说她叫蓝苹，不知为什么，景明的父亲似乎对她印象不好，当然，这只是一个生活小插曲。

　　我一直记得景明说起过的故事，那年她带外国专家回云南作乡村考察，来到聂耳纪念馆，看到一个介绍影片里放出一英俊青年，解说词说，“这是聂耳”，景明不由大笑：“这是我爸爸的照片啊！”影片又放出一美丽女子，解说词是“这是聂耳的女友”，景明更是大笑：“这是我妈妈！”这位云南音乐家曾是和景明父母玩在一起的好友，纪念馆方面不认人，在一堆照片里捡了英俊青年和最秀美女子摄入影片，恰是景明的父亲母亲。时局动荡，朋友四散，聂耳早逝，卓琳、蓝苹分别去了延安。1949年，卓琳没有回乡，她在延安嫁了外乡人，丈夫号召北方城市青年“打到西南去，解放全中国”，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因而赴卓琳家乡，彻底改变了她少女时代好友们的命运。

　　一大批外乡人因此落户昆明。在走向大西南的军人中，有戏剧家吴祖光十九岁的妹妹吴葽和她后来的丈夫孔凡庸，他们于1949年10月2日离开南京，1950年2月抵达昆明，从此也成为新昆明人。景明随爸爸妈妈干爹老师及乡亲们，迎来从天而降的队伍，也迎来千年淳厚古昆明的大变革，可是，读今天吴葽写下的《22年的劫难》，又发现这支天兵队伍，亦不乏被碾入社会巨变轮下的遭遇。

　　蓝苹也在延安成婚，她后来参与了其丈夫发起的文化大革命。当初一起在昆明旅馆听蓝苹唱抗日歌曲的朋友，谁也没有想到，因为这次小小聚会，几十年后，景明父亲对蓝苹的一点私下议论，竟然差点要了他和景明六姨爹的性命。

　　这些记录原本孤立独存，却因他们之间那点纤弱的社会联系，陆陆续续地一本本放在一起后，眼前忽然展现出了社会一角的历史拼图，作者、书中人物、牵连到的周遭，已是横向关联延伸的一片社会断层：当年边城不大，景明父亲出生时，昆明只有三万人。而这个角落，又是中国大图景的缩影。当一个历史网络蓦然最后连通，真是令人惊异。

　　我把景明这本书看作这个结构的中心。不但因为她的存在，使得这些回忆得到一个连接，也因这一圈记录各有其阶段局限：记录者或是出生此地却又别离，昆明记叙也随之中断；或是自外乡转来，文化基因终有异趣。景明的回忆不同：从清末的家族追溯，到她自己的青年时代，叙事根基始终深深扎在同一片土地上，是边城文化场的一个近现代核心。

　　大一统中国下，不论是辛亥开始的各类革命，还是战祸动荡离乱，都不可阻挡地一路蔓延，一直覆盖到最边远省份。景明回忆录中叙述家族的父系始于任丽江知府的曾祖父。祖父家中还召开过云南的中共“一大”。两代十六人求学的足迹，从省内省外到英美德法，“教育所费，几近破产”。母系始于祖外公（母亲的外公）参与百日维新被慈禧赶回云南。外公一代虽是大户人家，却立规不用用人。到母亲一代加十个舅舅姨妈，就牵出众多家庭的命运，其政治倾向有“国”有“共”。自古以来，不论天灾人祸朝代更替，在此边地，各路人马各派信仰，终有舒展活跃空间，活力来自社会的色彩斑斓，近代又添加自西方引入的现代科学与宪政学说。景明父母一代正是呼吸着西风东渐的新鲜空气成长起来。直至1949年，变革属史无前例，真正做到天下归于一色。如此巨变，过程必要用超常强力，社会再造就是个人重塑的历程，刚性个体脆裂消失，生存者则必须为生存而改换生存方式。

　　维护单色社会有很多措施，关键在隔离。社会屏蔽色彩之后，家族传承仍是连接历史的最后机会，某些家庭孩子可能承继“危险基因”，于是，景明投考大学那年，发现很多和自己一样的少年人因家庭而不得升学。景明侥幸在第二年遇到政策松动，虽成绩优异仍不准进北大，但至少进入了大学校门。还有许许多多少年，却永远被排斥在教育之外。走进学校，敏感的景明很快发现，高等学府已经被釜底抽薪。先是学业可任意中断，派去“四清”，之后接上“文革”，景明成为斗争的众矢之的，只因成绩优秀。同时，范小梵读初中的小女儿被同学打伤脊椎；刘德伟平静回忆自己被迫吞下一堆铁钉，只因是优秀教师；刘德伟也记录同校一个险些被打死的初中学生，只因其父曾是国民党军官的司机。我对景明提起这些，才知道也有人对她动过粗，这些情节她不会写进书里，我也没敢追问。然后，景明和同学进入农场由军人管理。后面的工作分配，无关所学专长，无关个人兴趣，没有选择余地。

　　读过这本书的朋友，无不对景明超常的记忆力、观察力留下深刻印象，跨越时代折断的裂缝，她似乎只是不经意间，给两个时代作出细节的描绘对比。在我眼中，景明的特别，更来自始终有一星自由之火的内心。自由之于她的父亲，首先是对一切好奇和探索的自由，他迷恋科学技术拓展的天空，有着学识服务民众的虔诚，自由于他也是等同于生命的诚实和无拘束的心灵。他为滇缅公路、昆明供水贡献了自己毕生的聪明才智，在关押中他宁可置自己于死亡威胁下，也定要实话实说。晚年，他坚持买一辆摩托，他要在风驰电掣中，实实在在回味曾经有过的青春自由。景明母亲长期卧病在床，却以精神托起一家人，幽默和关爱自然天成，自由于她，就是维护私人空间阻挡强力逾界的坚持，她就是温暖，就是家，就是亲情友情的守护神。景明承继父母，承继的是父母对自由的独特理解和坚守，这是以常识常情构筑的文明本身。

　　个人境遇融入时代背景，又写出大时代中普通人短短一生的生命辉煌，文字一定要好看，这些恰是景明擅长的。她受过严格的学术训练、有很深的学术功力，却从无学究气。她以独特的个人视野，最大限度地展示了自己亲历的边地社会演变，读来却好像只是在穿过行云流水、细数柴米油盐。家传的幽默天赋，更是别人要学也学不来。景明以平常故事传达常识：个人自由无涉政治。所谓正常社会，只是以最大限度保障个人自由。社会文明进程，只是以法律逐渐限定个人自由不损害他人自由。外力强势入侵个人空间，社会必然反弹要求回归，这是人为制造的冲突。一个超政治化的社会必定是异化的社会；唯有向常态社会复归，张力才会随之消失，这是人类追求自由的共同天性使然。

　　对许多人来说，景明是一个谜。几十年里，不论走到世界哪个角落，只要是汉学家，多半是她的好朋友，她是大家眼中推动中国研究不可缺少的助动力；不论做什么，她似乎只是信手拈来，轻松成就，一切只是自然历程；后来我渐渐明白，她也有难处，只是她习惯把难处单独留在自己身后。第一次遇到景明，我很惊讶，当时她已在香港生活二十年，还没有过一次出国观光，所有假期，她都回到内地农村，在那里扶贫。

　　后来我读景明的回忆，就感觉这一切都很自然。她只是承继父母的路径，继续走下去。对于景明，父母从未离去，他们就在天上，为她点亮星斗，护佑她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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