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深处的忧虑(59)_林达

五九

　　谁也没有想到，所谓的“催款信”和传单，都是当时的联邦调查局实行的一个秘密“反间谍计划”的杰作。当时美国的反战者和民权运动的组织，都是他们这个“计划”干扰和瓦解的目标。联邦调查局的这个计划，是在60年代末期美国政府对于国内骚动感到束手无策的时候设立的，得到当时的局长胡佛的同意。但是搞出这套计划的人都知道，弄不好，这就是自己给自己埋下的一个定时炸弹。这种做法的“违宪性”，人人皆知。但是，可以想象，美国政府中搞出这些计划的人，当时也是给逼急了。在美国的宪法里，非常特别的一点，就是它的实行不允许有任何假设条件下的变通。

　　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美国政府在任何情况下，都无法中止人民可以享受的宪法权利。我记得自己第一次注意到这一点，是在文革刚刚结束时看的一本美国小说里。这本小说好象叫“代号R密件”。这种书在美国，是标准的所谓“畅销小说”，就是情节紧张引人入胜而且价格便宜，最适合在旅行中消磨时间。畅销小说的作家都是以挣钱为目标，他们自己和评论界都不会认为这些畅销小说有什么很高的文学价值。这本书也不例外，很“好看”，充满了紧张的气氛。小说假设了以联邦调查局局长为首的一帮美国政府官员，阴谋通过一个类似紧急状态法的法案，以期可以在宣布非常状态的时候，就使权利法案失效。经过紧张的种种情节之后，最终阴谋被揭露，没有得逞。我到了美国以后才知道，这种对于我十分新鲜的东西，它的内容对于美国人是老掉牙的永恒主题。这就是自从建国以来，民众就天天在那里围绕着种种细节和政府计较的问题，即美国政府如何做到无例外地保证人民享有宪法权利。

　　正是因为无例外，因此在60年代美国的骚乱此起彼伏的时候，美国政府并不能因此借口什么“紧急状态”而丝毫减少人民的各种表达意愿的权利，要游行的还是照样游行，要集会的也照样集会。著名电影明星简·芳达在越南战争打得炮火连天的时候跑到越南北方，穿上北越军装，在北越的高射炮上摆个姿势拍照，还发表在美国的报纸上。干得如此出格，政府也拿她没办法，找不到法律依据去惩罚她，只好随她去。很多人恨她恨得咬牙切齿，最多也只能是不去看她的电影，这也不妨碍她的电影得奥斯卡金像奖，风光至今。

　　在60年代情况越来越不明朗，民间组织多如牛毛的情况下，联邦调查局作为一个专门对付国内犯罪的机构，压力也确实很大。他们有一个任务是维持政府机构和首都华盛顿的安全，但是在60年代末期，每年至少有4，5次几十万或上百万人的“华盛顿游行”，还有无数次几乎整年不断的小一些的集会，在国会大厦，白宫，国防部所在的五角大楼等附近的广场举行。大多数示威者是和平的，但是也不断有一些人，试图进入五角大楼，爬白宫的篱笆，其中也有少数“战斗性”特别强的，鼓吹要烧毁桥梁，扔炸弹和杀死警察。联邦调查局也确实很难分辨，哪些人只是威胁，说不定真有几个是要真干的。结果，联邦调查局终于出此下策，搞了这个秘密计划，主要目的是搞清情况，同时也做些不光彩的“小动作”。

　　正因为这是对美国人民特别敏感的宪法的“明知故犯”，因此这个计划成为当时联邦调查局的最高机密之一，再三强调绝对不准泄密。实际上，这个计划的寿命十分之短。1971年3月，一名联邦调查局的官员文件失窃，其中有一份文件恰好是有关这个计划的。事情一发生，联邦调查局的高层官员就非常紧张，立即全部停止了这个计划。这个时候，这个计划已经有了五个分支，从这五个分支和他们的活动来看，他们的目的确实是为了减轻潜在的骚乱，暴力和动荡，减轻社会在这方面的压力。在他们的活动中，确实没有特别的种族倾向和观点倾向。

　　例如，他们的目标中既有黑人的种族主义激进组织，同时也有三k党和一些被称为“仇恨的白人”的各种组织。联邦调查局的这个秘密计划成员，甚至已经控制了三k党的一些基层组织，并且不断劝阻它的成员不采取暴力行动。他们当时的目标并不明确，只是寻找一些他们认为有暴力危险的组织，但是也正是因为没有什么明确的界限，所以他们所违宪调查的组织和个人，范围非常广泛，也就是说，侵犯了无数“个人”的宪法权利。

　　由于这个计划执行的时间并不长，联邦调查局害怕暴露，又主动及时停止了整个计划，因此在此后的四年中，问题一直没有被外界所知。直到1975年，美国国会的参议院举行了听证会，是为参院一个专门研究政府情报部门运作的委员会举行的。这个委员会的主席是丘奇参议员，所以人们都称它为“丘奇委员会”。他们发现联邦调查局大量的侵犯公民宪法权利的行为，例如，瓦解示威，窃听，检查信件，检查银行收支，甚至查看私人的垃圾。

　　这一切，证实了当初在美国政府要求设立这样一个全国性调查机构的时候，美国人民对于这种性质的机构最担心它会发生的问题，已经确确实实如预料般地一一发生了。这就是美国国会当初宁可罪犯逃过一个州就抓不住，也死活不肯让政府成立一个全国性的警察机构的原因。我曾经告诉过你，直到美国成立100多年之后，国会才勉强同意政府成立一个20人的联邦调查局。这一类的机构，一直是美国民众最不放心的地方，因为它最容易步入歧途。

　　我前面所提到的反越战“新动员”组织的领导人布卢姆等人，是在读了有关国会听证会的报导之后，才知道他们自己曾经是联邦调查局的目标。于是，他们决定上法庭起诉。但是，他们也只是听说有这个秘密计划，作为原告，他们甚至都不知道，到底在联邦调查局中，哪些具体的人应该成为他们起诉的对象。结果，他们还是从报纸上的国会听证会的报导中，找了五个人的名字作为他们的被告。

　　他们这个案子一开始的时候并不顺利，因为他们手里没有多少证据。他们只能查到联邦调查局的一般资料，却看不到这个秘密计划的档案，这也是联邦调查局这一类的机构容易失控的原因之一。在美国这样一个宪法至上的国家，这个秘密计划之所以会诞生，而且存在几年，能够侵犯大量公民的宪法权利，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它的发明者和执行者，对这个保密系统存有一定的侥幸心理。事实上，它的保密系统也确实使它成功地一度逃离了民众的监督。

　　但是，我们看到，在美国的制度下，这种情况毕竟还是比在其它一些国家更容易纠正。首先是做的人本身都很了解这个制度以及这样做可能产生的后果，非常心虚。事实上，这也是这个计划会自行中止的原因。其次，越是这样帷幕重重，看上去叫人看不透的政府机构，越是会被国会死死盯住。这个相互制约的机制，使得这种问题的暴露在美国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因此，它最终被国会的“丘奇委员会”揭露，应该说还是必然的。”丘奇委员会”在揭开了联邦调查局的违法事实以后，美国国会终于通过了一个“信息自由法”。联邦调查局的秘密档案资料在这个法案之下，都必须公开，接受监督。于是，在这个法案实行之后，“新动员”组织的这个案子也一下子绝处逢生，因为他们依法拿到了这个秘密计划有关他们的一万三千页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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