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一本书去巴黎(4)_林达

四

　　现代建筑师是最强调个人风格的，而水平却参差不齐。当这样一个群体一哄而上，效果可想而知。建筑师的个性作为一个职业要素，在今天已经是一个定论了。人们已经忘记，城市作为一个完整作品，最需要的是什么。在完整的奥斯曼的巴黎中心城区，凡是要增加一栋建筑，只要稍微诚实一些，你都必须承认，建筑师只能在这个时候放弃自我表现的强烈愿望，而是做一个“织补匠”。使得自己增加的那一部分，天衣无缝地“织补”进这个城市的整体景观。可是，如今，中世纪手艺匠的职业道德和品质观，早已随现代风潮席卷而去。

　　所以，巴黎人想，假如奥斯曼没有做，而古巴黎又无法避免拆除。只是拖到了最后一刻，汽车疯行，不得不拆的时候，撞在一群五花八门的现代建筑师手里，岂不更糟？

　　这个说法，含有两个直接意义。

　　一是时间问题。拆得越早，在文化心理上，和原来的年代就更为接近；和原来的古都巴黎在艺术风格上，就必然更有承袭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巴黎还是幸运的。它撞上了雄心勃勃的拿破仑三世。所以，改建相对发生得比较早。另一个意义，隐含着对奥斯曼的正面评价。奥斯曼的时代，汽车还没有真正成为现代汽车。

　　汽车还真是法国人发明的。1769年，还在法国大革命之前，法国的卡诺就造出了第一辆三轮蒸汽汽车（那才叫“汽”车！）。而现代意义的由汽油机发动的汽车，是在1885年才由德国人本茨发明建造，跑上大街。那时，巴黎已经是奥斯曼的“大街”了。即使在今天，这个一百五十年历史的巴黎大街，仍然能够适合现代生活的需求。在这个意义上，你不能不佩服奥斯曼对尺度的把握。虽然，我们猜想，当时的奥斯曼心里的尺度，可能只是适合拿破仑家族口味的“皇家派头”的尺度，而不是高瞻远瞩的“现代”尺度。但是，它至少是歪打正着。而“皇家派头”，“贵族风度”和“英雄气概”，是砍了国王和贵族们脑袋的巴黎人，始终引以为荣的。

　　这个时候，我们发现，假如我们愿意放弃对巴尔扎克街景不切实际的迷恋，那么，奥斯曼留给我们的巴黎，不仅是可以接受的，而且是有历史承袭性的。那凝重的灰色调；那个体略显单调，聚集在一起却有浑厚雕塑感的城市整体；那些纪念性建筑、林荫大道、小广场小花园形成的浪漫的文化氛围，都有一种特殊的巴黎味道。更何况，奥斯曼还是尽他的可能保存了一批中世纪的古建筑。看过马亥老区，我们更明白，奥斯曼在重建形成巴黎重要景观的居住建筑时，完全延续了以前的老巴黎的风格。

　　1870年，奥斯曼被解职。此后，他为自己写了三卷回忆录。

　　奥斯曼活着的时候就饱受攻击，身后一百多年，始终毁誉参半。他是一个被争议不休的人物。奥斯曼所主持的巴黎规划，最没有异议的，是相当现代化的城市上下水系统，使巴黎长期受益。在雨果的《悲惨世界》里，我们多次看到，逃亡和追踪都在错综复杂的下水系统中发生。之所以下水道能够成为戏剧展开的大场景，这就是奥斯曼的功绩了。假如我们历史地去看，再对比其他国家的都市改建过程，人们恐怕对奥斯曼还是不服不行。

　　你知道他的教育背景是什么吗？不是建筑，而是法律。那么，你知道他在执掌改建巴黎之前是干什么的吗？1853年，奥斯曼是巴黎市警察局长。一个真正的“反革命”。

　　所以，对奥斯曼的城市改建的攻击，甚至会越出建筑和城市规划的领域，而跃入政治的范畴。那是革命对反革命的指控。说是他没有好好保护古建筑，却拆掉了所有可能被革命起义所利用的房屋。不知奥斯曼是不是真有警察局长的职业病，真的有意在“阴谋”拆除可能的“革命堡垒”。想想当时还只是法兰西的第二帝国，后面还要反反复复发展到第五共和国，不乏起义和反起义。一个看上去纯技术性的城市规划，都会导致这样不寻常的政治指控，由此可以想见巴黎在历史上的基本面貌。

　　看来，我们在巴黎寻访革命之前，首先遇到的，却是一个“革命的死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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