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阁网 > 林达 > 带一本书去巴黎 | 上页 下页


  小小的书店断断不可能应付蜂拥而来的“饥民”。书店的门根本不敢打开。于是,窗口成了临时“施粥处”。窗外挤满了人,排了长长的队伍。人们相互打探着这次到底到了几种书,每种有几本。然后是痛苦挣扎:一边担心书太少“粥少饥民多”,轮不到自己;一边又掐着口袋里从食堂卡下的小钱,担心假如供应充足,又如何应对。考虑是否可以再每顿节食一两米饭,或是把一角的菜金卡成五分。套一句用俗了的话来说,就是如何把普通意义上的粮食,转化为“精神食粮”。当时大多数学生能省的,也就是一点伙食费了。

  当然,这些书一开卖就被风卷残云般迅速瓜分,一本不剩。那已经是二十世纪的七十年代末了,卖书居然卖得就像大灾之年开仓赈粮,也实在是现代社会难得的一景。我就在这样的抢购风潮中,抢回了这本《九三年》。

  必需品的严重缺乏会对人造成精神方面的损伤,其后果是一种轻度的精神不正常。例如,很多家庭的老人都会有收藏垃圾,甚至捡垃圾回家的怪癖。这是物资严重匮乏时代留给人们的后遗症。而我们这一代,又有一些人会有近乎疯狂的买书习惯。我们在美国遇到过一个同龄画家,画得很好,英语却非常吃力。可是,一到图书馆处理旧书,他会大量购进廉价的英语旧书,两眼奕奕闪光。这是另一种贫乏时代的痕迹。而我自己也在遭遇《九三年》的时候,成为此类案例的又一个例证。

  1982年,面前出现了第二次可以买到《九三年》的机会。还是那个版本,只是开本大了一些,价格已经涨到1.60元。当时的印数已经达到七万册。我几乎是毫不犹豫地、像完全失去思索功能般地买了下来。直到捧到家里,神志才渐渐清醒,意识到自己并不需要第二本一模一样的《九三年》。这种不正常一直还在延续,其证据就是,我们把这两本《九三年》,都运到了美国,运费超过书费岂止数倍。

  之所以巴黎在这个时候对我成为一个契机,是因为好朋友卢儿恰好也在那里短暂居住,而且还初通法语。在巴黎相遇,我们居然各自都掏出了自己的《九三年》。她的那本是近年的新版本。它有着鲜艳花俏的封面,由于纸张和排版不同,变得只有我那本的一半那么厚。我差一点当场就断然否定,这有着同一个名字的书本,无论如何不会是同一本书。最后虽然口头接受,在心里,我依然荒唐地拒绝接受一个事实:只要内容相同,它就是《九三年》。

  这还不是有关《九三年》这本中译本荒诞故事的全部。后一部分我都几乎不好意思说出来:这本排版后委屈了二十一年才得以印出的书,买回来以后,我小心翼翼放入书架,又有二十二年没有去读它。我难道是真疯了不成?可是,我相信当时和我一起抢购的人们,一定有一些人也和我一样,“抢”回去之后,只是束之高阁。

  附庸风雅是最简单的结论。可是,针对这个个案,却并不十分准确。我们只是在买它回来之前,就已经刻骨铭心地读过。读《九三年》是在没有书的年代。前面已经说过,没有书,是指在书店里没有我们要的书,在公开的场合下你看不到人们读他们喜欢的书。我说的书还是指类似“马恩列斯毛”这样的正经书之外的书。

  这对我始终是一个谜。我们当时到底是读了哪一个版本的《九三年》?既然现在手头的这本当时还没有被印出,那么,肯定不是这一个版本。可是,当我将这个“书的故事”给我的好朋友看的时候,她立即给我来了一封信。信中断定她在以前就读过那个版本:“肯定是你那本书上有关第一次印刷的信息印错了。”我只好相信这也是一种可能。那时拿到的书,多半在地下已经辗转过无数双激动得发抖的手,封面由于经手过多,超过预想的负荷,往往破损不堪,假如封面还没有被毁,有时会被套上一个红色的封面。这个虚假封面的指向总是和内容完全不符。当时的我们既不会深究更不会在乎拿到的是什么版本。可是,在过手的无数本学科纷杂、千奇百怪的书中,有两本书对“耳聋目盲”的我们,无疑是振聋发聩的。一本是狄更斯的《双城记》,另一本就是《九三年》了。

  读的时候我们被告知自己正在革命之中,而这两本谈论革命的书,恰使我们从“革命”中醒来。说到醒来,今天我们中间颇有一些人感到自豪,觉得自己悟性比别人更高。我自己都有过这样的错觉。后来,我看了一个旅美的同龄人的文章,才知道自己和别人的区别,仅仅是得到了掌握更多“信息资源”的特权。比如说,我得到了一个晚上的阅读《九三年》的机会。我的这个同龄人远没有那么幸运,他回忆到自己当时为了获得哪怕一篇字纸,都往往不得不交出自己唯一的拥有物——自尊,去交换那点可怜的信息。于是,在今天,这位有着如此读书经历的人,看到自己生活在美国的儿子,哪怕有第三只眼睛,也只肯看电视而不肯看书的时候,竟伏下已经花白的头,大哭了一场。

  那个年代,说是不出书、没有书,也是假的。今天,我们常常可以看到一些同代人,对那个时代的“白皮书”、“灰皮书”之类的出版物的介绍。那就是些好书了。只是这些书被购书介绍信限定在一个窄小的阶层和范围里。书是被垄断的,信息是被垄断的,知的权利是被垄断的。

  事实上,我得到阅读《九三年》的时间一定长于一个晚上,虽然,那些地下书籍流经我这里的时候,通常只有一个晚上,甚至几个小时。我判断自己拥有它的时间比较长,不仅是因为我曾经把故事背得滚瓜烂熟,多次把它口头传播出去,还因为我抄了一些精彩片段在我的本子上。所以,在我的印象中,《九三年》已经是我的了,深深地在心中刻下印记。当我真的后来拥有它的时候,似乎只是为了确信它的真实存在,确信真的每个人想买就可以买一本,想看就可以坐在太阳下面看,确信这样一个时代已经来临,一个噩梦已经结束。

  正因为是在“革命”中读的法国革命,所以,对法国和巴黎的第一印象,就是革命了。终于在几十年之后,有了这样一个机会,亲赴“革命现场”,当然不会错过一个了解法国革命的良机。揣上一本《九三年》,就成为一个必然。就这样,在法国,走一段,读一段。这个时候,我才发现,自己已经犯了二十年的错误,《九三年》不是我在三十年前的年龄有可能真正读懂的。在真的成年成熟之后,我们必须再一次,甚至不止一次地重读。不仅《九三年》如此,许多过去的书都是如此。于是,从巴黎回来之后,我去找出《双城记》,找出《悲惨世界》,找出《巴黎圣母院》。

  这个时候,我们不再有第一次阅读时的震惊,但是,我发誓,我们会有新的感受。

  我想写巴黎的旅行记事的,没有想到,一本随行的《九三年》就占了这么大的篇幅,而且,还没有讲完。这只能算是巴黎故事的楔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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