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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七

10.史地类 　　◇左丘明：《左传》 　　《春秋》三传中，《左传》着重在史实方面，它是一部编年史，最早因为被指为未得孔于《春秋》的真传，地位不如《公羊传》和《谷梁传》。但在历史价值上，《左传》记录了春秋时代政治、经济、外交、军事各方面的活动，以及天道、鬼神、灾异、卜筮各方面的情况，倒很能使我们知道古人是什么样子。 　　晋朝范宁说：“左氏艳而富，其失也巫。”“艳”是文笔好，“富”是内容好，“巫”却是鬼神祸福之事，所占比例大多。 　　《左传》在东汉未年，愈来愈走红了，它压倒了《公羊传》和《谷梁传》，变成了重要的史书。但它因涉嫌未得孔子《春秋》的真传，一直被部分人士否定。到了清末，康有为甚至认为它是汉朝刘歆假造的。《左传》的作者，历来传说是左丘明，左丘明是“鲁君子”，又说是孔子的学生。 　　《左传》的特色是把几个国家平均叙述，而不以一个为中心。虽是编年体，但对事件本末的照应，首尾兼顾，它的可读性，比起“断烂朝报”的《春秋》来，就高得大多了！ 　　◇公羊高：《公羊传》 　　古代朝廷的大事，多在春天秋天举行，举行的经过，记下来，就叫《春秋》，所以《春秋》是实录，也是历史。这种《春秋》，只流传下来一部，就是《鲁春秋》。于是《春秋》变成专名，说《春秋》，就是指《鲁春秋》。 　　传说《春秋》是孔子写的，是不对的，《春秋》实际是鲁国史官的作品。这书包括了公元前八世纪到五世纪内二百四十二年的历史，历史虽用鲁国纪元，记的却是各国的事。它的用意有两个方向：一个是写史实，一个是写教训。因为原文大简略，所以便有解释原文的书出现，其中《左传》着重在史实方面，《公羊传》和《谷梁传》着重在书法方面。书法就是发挥，‘笔则笔，削则削”的褒贬力量，笔是写出来，削是不写出来，写和不写都有大道理，这种大道理，就是春秋大义。 　　“公羊”、“谷梁”是家派的名字，后来变为《公羊传》、《谷梁传》。《公羊传》在发挥《春秋》的褒贬，从而找出“微言大义” 　　（微言是意义精微的话，大义是堂堂正正的道理）和“非常异义可怪之论”，这种发挥，未免失之穿凿附会，但研究中国人的大道理，却很有用。公羊久成绝学，到了清朝，才复活于世。 　　《公羊传》旧题是公羊高写的，又说是公羊高的玄孙公羊寿等写的。 　　◇佚名：《春秋事语》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到一九七四年初，在湖南长沙马王堆第二、三号汉墓，出土了大批珍贵文物，最难得的是，其中有十二万字以上的帛书（因为那时纸还没发明，只写在帛上，故叫帛书）。帛书中有一段帛长七十四厘米、宽二十三厘米的文字，上有九十六行的写本，内有十六章，没有书名。专家根据内容，定名为《春秋事语》。另有专家怀疑这书是《汉书》（艺文志）提到的《锋氏微》，也有认为是《公孙固》。从《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中，可以证明汉朝初年《公孙固》这部书还很流行，长沙马王堆第二、三号汉墓是汉朝第三个皇帝（文帝）时代的墓，出土的帛书中，对汉高祖刘邦的名字且不避讳，可见这些帛书抄写的年代必然早于汉朝，它们的文献价值，是空前的。 　　由于《春秋事语》是用来陪葬的，它必然是当时的一部名著。 　　《春秋事语》中记有《左传》《公羊传》《谷梁传》中没记到的事（如子贡见太宰嚭），有的记载较详（如鲁文公卒事），后面的议论也不相同（如闵子骞的评论），它是一部新《左传》，自无疑义。 　　◇佚名：《国语》 　　《国语》主要是记载春秋时代的国别史，因为以国为别、以记言为主，所以叫“国语”。 　　关于《国语》和《左传》，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两书都是左丘明做的，左丘明给《春秋）做传，成了《左传》，剩下的材料，成了《国语》，所以《国语》也叫《春秋外传》。王充《论衡》说：“《国语》，左氏之外传也。左氏传经，词语尚略，故复选录《国语》之词以实之。”另一种说法是：《春秋》的传只有《公羊传》和《谷梁传》，根本就没有《左传》这部书，有的只是《国语》。司马迁《史记》说“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就是指此。西汉未年刘歆为了抵制“公羊”，乃把《国语》割裂，成为《左氏传》和《国语》两部书，《左氏传》就变成《左传》（康有为《新学伪经考》主此说最力）。 　　但是，实际的结论似乎是：《国语》和《左传》不是同一个作者。《国语》在内容上，和《左传》不同、重复或矛盾的地方不少，有的与《春秋》也无关。语法结构上，也有不同之处。说他门语出一人，是不太妥的。 　　◇刘向：《战国策》 　　《战国策》是战国时代策士、说客提供策略的结集，记录战国七雄齐、楚、燕、韩、赵、魏、秦和西周、东周、宋、卫、中山等十二国的史事，以国为单位，共收三十三篇，前后包括了两百四十五年的历史。这就是说，它包括的，不止一般所谓战国时代一百八十一年的历史（战国起算方法，照《史记》是公元前四七五，照《资治通鉴》是公元前四○三，有七十多年的误差。从宽来算，战国早期也是春秋晚期）。 　　《战国策》的作者非一人，作成也非一时一地，汉朝刘向校勘宫中藏书，将皇室保存的各种文书加以订正，命名为《战国策》。后来刘向的本子也残缺了，宋朝曾巩曾加以增补，而成为今日的祖本。 　　一九七三年冬天，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上了相当《战国策》的帛书二十六篇，这一发现，给这部书平添了许多身价与兴趣，值得我们特别重视。帛书中能跟今本《战国策》对得上的，有十一篇，约占二十六篇中的五分之二；它们埋藏在地下两千一百五十年，再重见天日，在发潜寻幽上面，可有极大的帮助（大陆的部分学者怀疑帛书不是《站国策》而是《苏子》，看是不能成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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