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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四

　　◇黄遵宪：《入境庐诗草》

　　黄遵宪（一八四八～一九○五），字公度，别署东海黄公，广东梅县人。他是清朝举人，何如璋做首任驻日本公使，请他去做参赞，由于他博学多才，很得日本朝野景仰。他是有心人，中年苦学日文，然后写下一部大书－《日本国志》；提醒中国人注意日本。可是大家不注意，直到五年以后甲午之战失败，大家才注意到这位先知。梁启超说如果中国朝野早就注意这部书，甲午之战也许可以避免了。

　　黄遵宪后来调任驻美国旧金山总领事，再任湖南按察使。戊戌政变后，传说他窝藏康梁，以致家里被搜。自是杜门不出，专事著作，一直到死。黄遵宪去过英、美、日本、南洋，思路新奇，眼界开阔。他能以各种新词汇、新体裁写诗，他主张：“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主张：“各人有面目，正不必与古人相同。”主张：“吾今所遇之时、所历之境、所思之人、所发之思，不先不后，而我在焉。前望古人，后望来者，无得与吾争之者，而我顾其情，舍人从我，何其无志也！……则今宪所为，皆宪之诗也！”这种气魄，实际是一种大丈夫行径，最值得我们景仰。

　　◇朱彝尊：《明诗综》

　　朱彝尊（一六二九～一七○九），字锡鬯，浙江秀水人。他天资极高，“书经目不遗”。年轻时四处云游，“所至丛祠荒冢、破炉残碣之文，莫不搜剔考证，与史传参校同异。”后来被选修《明史》，清圣祖康熙皇帝题匾“研经博物”送他，文名极大。他的著作有《曝书亭集》、《经义考》、《日下旧闻》、《欧阳子五代史注》、《瀛洲道古录》、《明诗综》等。

　　《明诗综》中附有诗话，散见各卷。姚柳依特别摘出来，成为《静志居诗话》，也就是《竹垞诗话》。

　　诗话在中国古书中，是特有的一种体裁，从《唐音癸签》、《唐诗纪事》等以来，历朝不断。吴景旭有《历代诗话》内容最多，但是不精。朱彝尊这部诗话，虽然只限明代，但是写得最精，自是诗话中的范本。

　　这书对明朝自开国的太祖到亡国的庄烈帝二百六十八年间的人物及创作，都有各别的详细记载。全书分为帝王、宗潢、宫掖、荣章、臣士、闺门、中涓、释子、羽士、女冠、尼教坊、外臣、土司、属国、旡名子、杂流、神鬼、谣谚等十九部，内容相当的充实。

　　◇王国维：《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

　　王国维（一八七七～一九二七），字静安，号观堂，浙江海宁人。他的祖籍是河南开封，远祖王禀，在北宋亡国前守山西太原，城陷死节。王禀的孙子随宋高宗南渡，就变成浙江人。

　　王国维从小是读古书的，到了十八岁，才知道古书以外，还有西方的新学问。二十二岁起学外国文，二十五岁留学日本。三十六岁以前，他的治学主力在西洋哲学（他是最早介绍康德、叔本华、尼采到中国来的人）和中国词曲（他的名著是《人间词话》和《宋元戏曲史》，他提升了中国平民文学的地位）。此后主力转向古史与古文字学。

　　王国维二十三岁时候，甲骨文出土于河南，首先把这些三四千年前支离破碎的骨头片，和中国古代历史结合起来，做出完美而惊人解释的，就是王国维。因此，王国维对中国学术的贡献，是空前的。他在思想上、文学上、史学上、古文字学上、古器物学上、古地理学上，都有开山之功，史外求史，发前人所未发，“不屈旧以就新，亦不绌新以从旧。”中国学者中，像他那样有博大精深成绩的，真是“古之所无，今之罕有”了。

　　◇徐渭：《徐文长逸稿》

　　徐渭（一五二一～一五九三），字文长，号青藤，别署天池山人、田水月，浙江绍兴人。他只是明朝的秀才，但是他文思敏捷，以才气被浙江巡抚胡宗宪赏识。《明史》说：

　　渭知兵，好奇计，宗宪擒徐海，诱王直，皆预其谋。借宗宪势，颇横。及宗宪下狱，渭惧祸，遂发狂，引巨锥剚耳，深数寸，又以椎碎肾囊，皆不死。已，又击杀继妻，论死系狱，里人张元件力救得免。徐文长用锥子扎自己耳朵，是四十五岁的事。第二年就杀了老婆，此后一直在狱。四十八岁母亲死了，他出来办好丧事，再回去坐牢，五十三岁才出狱。袁宏道《徐文长传》说他：

　　晚年，愤益深，佯狂益甚；显者至门，或拒不纳。时携钱至酒肆，呼下来与仗；或自持斧，击破其头，血流被面，头骨皆折，揉之有声；或以利锥锥其两耳，深入寸余，竟不得死。……先生数奇不已，遂为狂疾；狂疾不已，遂为囹囵。古今文人，牢骚困苦，未有若先生者也！

　　这样一个天才人物，竟“数奇不已”（命运总是不好），一辈子坏命，真太令人同情了。

　　◇薛福成：《庸盦全集》

　　薛福成（一八三八－一八九四），字叔耘，江苏无锡人。他从二十六岁起，就追随曾国藩，很得信任。五十一岁起，任出使英、法、义、比四国大臣。《清史稿》说他：

　　任使事数年，恒惓惓于保商，疏请除旧禁，广招徕。

　　其争设南洋各岛领事官，尤持正义，英人终亦从之。又以英、法教案牵涉既广，条列治木治标机宜甚悉。其将归也，复撮举见闻上疏以陈，大恉谓宜厉人才、整戎备、浚利源、重使职；为弃短集长之策。……归，至上海病卒，优诏赐恤。卒后半载，而中、英订附款，致将福成收回各地割弃泰半，论者惜之。可见薛福成在晚清外交上的努力。

　　《清史稿》又说他“好为古丈辞，演迆平易，曲尽事理，尤长于论事记载”。他的著作，有《庸盦文编》四卷、《庸盦文续编》二卷、《庸盦文外编》四卷、《庸盦海外文编》四卷、《筹洋刍议》一卷、《浙东筹防录》四卷、《出使奏疏》二卷、《出使公牍》十卷、《出使日记》六卷、《出使日记续刻》十卷、《庸盦笔记》六卷。这些著作，对晚清朝野的内幕、对中外早期交涉的实情，记录最多，也最珍贵，自然是研究近代中国和中外关系的最好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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