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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五

◇佚名：《周礼》 　　《周礼》原称《周官》，是汉朝刘歆改名《周礼》的。传说是周公所创立的理想政制，所谓“周公致太平之迹也”。因为它是中国政制书中最细密的一本，所以被视为珍宝。 　　《周礼》将官职分为天官（中央政府）、地官（地方行政）、春官（神职）、夏官（军事）、秋官（司法）、冬官（撂物制作）、六类。列举每个官职的名称、职制、人数和职务内容。从这些官的背景上看，它显然是后代的政治理想，寄托在理想化了的周朝身上而发挥的。《周礼》是中国政制的乌托邦，它提出了不少理想，值得重视。 　　《史记》封禅书中虽然提到过《周礼》，但《周礼》的出现，却在西汉未年，又因为它的制度与诸经不合，所以被人怀疑是刘歆伪造的，是伪造献给王莽，以利于王莽改制的。 　　但是，从民俗学、人类学、社会学的角度来检查《周礼》，发现倒颇有一些古代的材料，而那些材料，尚不是后人可以凭空伪造出来的。因此，《周礼》从这些材料的提供上，倒很有研究价值。 　　因为《周礼》是四万五千八百零六字的精密政制著作，所以古人改革政治，就因它而立说，宋朝王安石变法，便是一例。 　　◇戴圣：《礼记》 　　在流传的礼的典籍里，《礼古经》失传后，一部分内容收在一大堆，“记”里。“记”到后来，只剩下三十八篇大戴记和囚十九篇小戴记。大戴是戴德，小戴是戴德的侄儿戴圣，传说是他们作的。因为小戴记内容易懂，所以学它的人较多，就成了《礼记》。《礼记》进了十三经，但大戴记就在十三经外了。 　　《礼记》共有九万九千零二十字，其中有许多篇，是给礼做阐释的。礼有“文”和“义”的不同，“文”是节目单中的节目，“义”是节目理论。像书中的“祭义”就是祭礼的理论，“婚义”就是婚礼的理论。 　　除了这些礼的理论外，还有一些跟札没有直接关系的理论，像《大学》、《中庸》、《儒行》、《学记》等，也收在《礼记》之内。其中《大学》、（中庸》两篇，被宋朝的朱熹看中，抽出来，跟《论语》、《孟子》合而为《四书》，成了儒家的教科书，一直影响到今天。 　　《礼记》历来也被神秘兮兮的捧着，其实从民俗学、人类学、社会学来看，毫无神秘可言，只是很好的史料而已。 　　◇李觏：《直讲李先生文集》 　　李觏（一○○九～一○五九），字泰伯，江西人。他是北宋的大思想家。二十三岁著《潜书》。二十四岁著《礼论》。三十五岁教书，跟他上课的好几百人。四十一岁时候，范仲淹向朝廷推荐他，说：“李觏著书立言，有孟轲、扬雄之风义，……斯人之才之学，非常儒也。”他在五十一岁死去，被称为“盱江先生”。 　　李觏是主张经世致用的大思想家，他主张言利，说“人非利不生”、说“焉有仁义而不利者乎？”在乐利的前提下，他主张耕者要有其田、不做工不得吃饭、统治者要无私财、和尚道士要还俗去做生产者。…… 　　正因为他的立场是经世致用的，所以，他在哲学思想上，也同步发展着。例如他看《易经》，他就要人不要把《易经》带入象数性命等迷信，而要把它变成“急乎天下国家之用”的书。 　　李觏比王安石大十一岁，他之于王安石，就像施洗者约翰之于那稣。胡适《记李觏的学说》中未能考订出他们根本是认识的，是一件疏忽，因为王安石《答王景山书》中，早就说他们认识了。 　　◇倪国琏：《康济录》 　　中国是一个地大物不博的国家，再加上人口众多，历朝各代的中国人民，经常遭到荒年的压力。因此，如何应付荒年，就变成了关心民瘼的主题。 　　宋朝董煟写《救荒活民书》三卷，“在南宋人著述之中，最切于实用，胜理气心性之空谈。”元朝张光大跟着写了这书的续集，明朝朱熊跟着写了《救荒活民补遗书》三卷，陈龙正又跟着把上三书订补出《救荒策会》七卷。此外，明朝朱橚写《救荒本草》二卷，告诉人们如何在荒年时找野生植物充饥；周孔教、张陛各写《救荒事宜》一卷；清朝初年俞森写《荒政丛书》十卷。陆曾禹写《救荒谱》。俞森、陆曾禹都是浙江杭县人。 　　到了乾隆时候，倪国琏把《救荒谱》做了节本，再由群臣们订正，在全国蝗灾那年（乾隆四年，一七三九）进呈给皇帝，由皇帝赐名《康济录》，虽然不再有救荒字样，但骨子里，是典型的救荒手册。 　　就这部书里，可以看到中国人民多么苦，和中国“仁政”的一面（《康济录》原作当然是陆曾禹，这里从俗用倪国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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