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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

◇朱熹：《朱子大全》 　　朱熹（一一三○～一二○○），字元晦，人称朱子或朱文公，安徽婺源人。 　　朱熹是宋朝理学的集大成者，他一方面在理学理论上建立大功夫，一方面在经典整理上施展细功夫，这样巨细不遗的全盘功夫，使他创造了“道统”的布局，而成为继往开来型的大人物。 　　糟糕的是，他这些经典整理上的细功夫，实际上，并不是科学的、客观的研究，而是玄学的、主观的武断。他的许多著作，目的只是用来武断的以供创造“道统”之需。例如他不加辨别，就硬说《大学》是“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又说《中庸》是子思所作，等等等等，全是没有证据的胡说。但这种胡说，居然以《四书》的形式，挟“道统”以俱下，大大的影响了后代的中国人。对于、孟而言、对后代中国人而言，都给弄错了导向。严格说来，这真是一种罪过；难怪清朝大儒颜元要高呼“必破一分程朱，始入一分孔盂”了！ 　　朱熹又反对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他把“道统”延伸到史学方面，又强调正统说。他写了《资治通鉴纲目》六十卷来支援这种说法。总之，此公的头脑，实在有大多的歧途，但他又给后代中国人的头脑输入太多的错路，这真是不幸。 　　◇僧祐：《弘明集》 　　僧祐（四四四～五一八），本姓俞，原是江苏彭城人，后世居建业（江苏江宁），他从小就喜欢到庙上去，不肯回家，后来终于做了和尚。他跟“一时名匠”法颖做徒弟，研究佛学，“竭思钻求，无懈昏晓”，成了名和尚。他收“白黑门徒一万一千余人”，其中包括王公大人公主贵嫔，风光无比。 　　在南北朝时候，佛教和反佛教之争，变成了热门，佛教遭到儒教和道教的夹击。僧祐站在佛门弟子的立场，编了一部《弘明集》来卫道、来“为法御侮”。在他编这部书的时候，为了对照，也收了反面的论文，于是这种反面的思想，也跟着借光，保存到今天。其中最有名的，就是范缜的《神灭论）。 　　范缜（四五○一五一五？）字子真，他不信鬼神，写《神灭论》，勇于反对佛教迷信。梁武帝萧衍以帝王之尊，亲自写文章骂他，并发动朝野七十多人写文章围剿他，但是范缜不买账，他的论敌也承认“无以折其锋锐”。在这场大辩论中，可以看到许多中国人的思想水平和思想方法，所以这部论集，自然有它历史的地位。 　　◇慧能：《六祖大师法宝坛经》 　　慧能六三八～七一三），本姓卢，广东新兴人。他本是一个目不识丁的樵夫，因为听人念《金刚经》，有所领悟，就去找禅宗第五祖弘忍，弘忍先叫他打杂八个月，然后发现他有慧根，就把衣钵传给他。就这样的，他以二十出头的少年，就当了掸宗第六代的祖师爷。 　　慧能是反对繁琐佛经的，他说“世人终日口念般若，不识自性般若，犹如说食不饱。”又说：“佛言随其新净即佛土净，东方人但心净即无罪，西方人心不净亦有罪（人夫夫心，不会打）。东方人造罪念佛。求生西方；西方人造罪念佛，求生何国？” 　　他甚至认为习禅打坐、出家修行，都没必要，他说：“道须通流，何以却滞，心不住法，道即通流，心若缚法，名为自缚。若言坐不动，是只如舍利伸宴坐林中，却被维摩诘诃。”“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由在寺。在家能行，如东方人心善，在寺不修，如西方人心恶。”这些言论，在佛教中，都是革命性的言论。这些言论的基础都在反对形式，重视精神上的明心见性、精神上的开启与顿悟。 　　佛经本来就是大量抽象名词的排列组合，本来就缺乏明确的含义。慧能以后的禅宗，在冲破这种汗牛充栋上，很革命，但冲到后来，仍是用抽象代抽象，只是简化一点而已。所以，不论是口头禅或野狐禅，其禅则一也。 　　◇佚名：《太平经》 　　道教是纯粹中国的宗教，它托身在老子，把老子“太上老君”起来，但老子的思想，实在和它扯不上，真正跟它扯上的，是阴阳家和迷信家。这些大家们，从为秦皇汉武求仙长生起，就没老实过。到了后汉，张陵（道陵）先在江西龙虎山隐居，后在四川鸡鸣山修练，自称得“太上老君”秘传，行符水禁咒之法，得长生不老之术，著道书二十篇，是为道教定形之始。 　　张陵的孙子是张鲁，“造作道书，以惑百姓。”张鲁以外，张修、张角也都是道教的元勋及人物。他们传教的道书：才能详知，但是一部叫《太平经》的，终于慢慢定形了。 　　这部《太平经》，来源说是于吉得到的神书，原来只有两卷，后来你也加我也加，变成了一部一百七十卷的大书，成为道教最早的经典。虽然这部经典，并不为后来道教信徒所重视，但它的历史意义，极有价值。从这部黄巾之乱的圣经里，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民间的许多思路，看到中国土生土长的民众怎样追寻、怎样迷信、怎样提出他们的呼声和要求。所以读读《太平经》，我们倒真可得“道”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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