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虚阁网 > 李敖 > 为中国思想趋向求答案 | 上页 下页 | |
| 二十八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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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真处女 我的答案是，这些众生相，统统都是“泛处女主义”泛滥的结果，“泛处女主义”之所以能够泛滥，它的源头活水又是“处女膜主义”。中国人对“处女膜主义”的信仰，已经到了石破天惊的地步，我说这话，有例为证： 第一个例子是：清朝慵纳居士《咫闻录》中一则“贞烈妇” 里，记河北一个姓郑的女孩子，许配给一个姓刘的不良少年，还没过门，未婚夫就淹死了。她说她“已受刘聘，即刘门女也！ 从一而已！岂可复有二心！”于是开始守望门寡，到了四十九岁才死。临死前，“满室馨香，殓时，易其下衣，犹然处子！”请看这是何等泛滥的处女癖！临死还要检查！ 另一个例子是：一九五0年的一月，台北发生陈素卿殉情事件。当时认为她“守贞而殉情”，太伟大了，人人都同情。台大校长兼山东好汉傅斯年，合同沈刚伯等、一行四人，联名写公开信给《中央日报》，认为应该捐钱把她葬起来，甚至葬到台大校园来。信里说陈素卿之死： 同人相逢皆谈此事，不胜伤情，何感人之深也！ 有陈女士之死，则世间精灵若有不混者焉！ 陈女士则殉赤子之灵心耳！犹若有胜焉！ 可是后来听说陈素卿在死前有过性关系，于是傅斯年又大呼上当了！再也不提“葬陈女士于山水清幽之所、尘嚣不染之间”了！其实，依我李大炮看来，傅大炮们大可不必如此，他们做对了，并未上当。因为陈素卿的“感人之深”，绝不以是否“处女”为要件。一个人能力情死，不管有无必要，就“伟大”言之，已经够了。换句话说：“处女”而死，固然“殉赤子之灵心”，但是“非处女”而死，又何尝不是“殉赤子之灵心”？并且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可能还“犹若有胜焉”呢！傅大炮们之所以一念不开，大呼上当，毛病出在他们的知识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他们只知道歌颂情死，却不知道情死之伟大与否根本与处女与否是两码事。结果他们自找烦恼——被“处女膜”绊了一‘跤！由此可见，他们当时的为德不卒，实在和中国传统中泛滥的处女癖有密切关系。 就理论而言，处女是好的，可是不是处女也没有什么不好，这是不必大惊小怪的事。糟糕的是，中国传统中，总觉得处女比非处女（包括已婚妇人）好，我实在看不出这有什么理论根据。《不可录》中有一条小故事： 〔明宣宗〕宣德中，曹文忠公鼐，以岁贡授学正，改泰和典史。因捕盗，获一女子驿亭。甚美。意欲就公。公奋然曰：“处子可犯乎！”取片纸，书“曹鼐不可”四字焚之。 天明，召其母家领回。后大廷对策，忽飘一纸堕几前，有“曹鼐不可”四字，于是文思沛然，以状元及第。 这个故事说明了处女的重要性和“犯”处女的严重性。哪怕是她送上门来，甘心情愿，也不行。所以可推知柳下惠“坐怀不乱”，大概不外有两个原因：一是他阳痿，二是他怕“文思”不“沛然”。 处女既然如此重要，故泛滥出很多不近情理的贞节思想和事实： 一、胡天游《女李三传》中记李三替父亲报仇，使仇人死在监狱里。可是仇人家里恨她，造她谣言，说她曾被人强奸。有一个公子，知道这是谣言，想娶她，她不肯。最后以“名为人垢”，乃自己把自己绞死了。这是“泛处女主义”的中毒。 二、薛福成《庸盦笔记》里曾记：“有一人便旋（小便）于路，偶为妇人所见，其人对之微笑，且以手自指其阳物，妇人归而自缢。”按这个男人的行径，本是一种“狠亵暴露”（indecent exposure），这个女人以为这样是被羞辱，因而自杀，完全是中了“泛处女主义”的毒。 三、王韬《凇滨琐语》里也记了一件事：一个女孩子，被一流氓强奸未遂，这流氓怀恨在心，在外乱说她曾跟别人私通。 害得她的未婚夫都想“索聘绝婚”了。女孩子气得不得了，跟她妈说：“此冤唯儿身后得白耳！”于是剖腹自杀。这也是中了“泛处女主义”的毒。 四、《旌表事实姓氏录》中载：“张氏贞，丰里志远女。一日女独在家，邻有恶少，乘间欲调奸，女正色拒之，不去，〔女〕大声疾呼，邻里纷至，乃遁。〔女〕父归，呜官，官以奸未成，枷责放恶少归，驾言好成以诬女，女闻羞之，投缳死。”这又是中了“泛处女主义”的毒。 五、《神州女子新史》续续编中记爱国女学学生吴其德，跟上海公学的学生饶辅庭订了婚。后来人家说吴其德曾经跟人有性行为，饶辅庭开始多疑，吴其德就自杀了。饶这时才大后悔，乃舍身革命，做了黄花冈中的一位烈士。这同样是中了“泛处女主义”的毒。 六、袁孟纯《书袁芝瑛事》（重庆《国民公报》国民文苑第四0二期）记袁芝漠“年二十有几，丧母，犹未嫁也。父娶后母，年少于芝瑛，芝瑛事之失礼。一日，后母言其不贞，芝瑛面赪，口呐呐不能自辩。退而告其祖母曰：‘儿无复以面目见人矣！’其夕遂自尽死。乌虖，芝瑛可谓知耻矣……一言之辱，以死白其志……芝瑛固知节之重于身也！乌虖烈矣！”这更是大中特中了“泛处女主义”的流毒了！ 上面六个例子，无一不证明了“泛处女主义”已经在中国泛滥成什么样子，其不近情理的程度，甚至对非处女的已婚妇人，也完全波及。在己婚妇女中，有的为一言之“辱”而自杀（如秋胡妻）；有的为被劝改嫁而割鼻子（如梁高行）；有的割手指（如廖伯妻），有的朝脸上涂大便（如崔绘妻）；有的为证明不怀二心而割耳朵（如刘长卿妻）；有的被人偷看洗澡而上吊（如王凝妻）；有的被人拉了一下手腕就大喊：“吾腕为人所污矣！” 而把自己的手砍下来（如杨炯妻）；有的耳闻别人说她闲话，她就割下一只耳朵来（如林国奎妻）；有的在大水来时，为了不愿自己的手被救灾的人拉住，宁肯淹死（如王京娥）……这一切不近情理的“节烈”举动，哪一件不是受了观念的害、中了观念的毒？ 所以我说，这些统统都是“泛处女主义”的泛滥结果，这种“主义”的过度泛滥，自然就会把任何抽象的、实际的或偶然的无妄之灾，都当成了“断臂自矢”或“痛不欲生”的条件，都认定有伤她的尊严，都咬定那是“羞”、是“辱”、是“耻”、是“无面见人”，因而非诉诸激烈的行动就无以白其贞烈，这不是可怜复可叹吗？在“泛处女主义”的笼罩下，每个女人不但有肉体上的“处女膜主义”从一而终，并且还有精神上的“处女膜主义” 不容侵犯，谁在侵犯她精神上的处女膜（不管她是否有过性关系），她都要哇的一声叫起来，然后生闷气、寻短见——这真是高度的东方精神文明！ 既然是精神文明，那我倒要恭恭敬敬介绍一种真的西方精神文明，让我们看看什么是真的处女： 在格林沃尔（Haroid Greenwail）和克瑞迟（Aron Krich的《娼妓与文学》（TheProstitute in Literature）里，曾选出库普林（Alexander Kuprin）的名著——《亚玛》（Yama）来做专门的一章。我七年前读《亚玛》这部书，觉得其中最动人的一段是写妓女玛格达琳（Magdalene）的故事。 玛格达琳看起来不过二十多岁，一天忽然跑到妓院来，想下海接客。老鸨要看她身材，她说脱就脱，毫无窘态。老鸨浑身细看了一阵，非常满意。她在妓院中，有学问，脾气好，爱排难解纷，又慷慨，所以人人喜欢她，人人在她那高贵而特殊的气质下，都会乖乖的。 有一天，玛格达琳问另一个妓女黛玛拉： “唉！黛玛拉，黛玛拉，我要是向你说我直到现在还是个处女，你一定不相信。” 黛玛拉当然不信，她忍不住笑起来了，她说： “亏你说得出口！你在这窑子里一天接客六、七个，你呀，好一个处女！” 可是玛格达琳态度一本正经，她继续问黛玛拉说： “……你假定你是个女孩，用你们姑娘们的称呼，是个‘窃窕淑女’……又假定你被一个下流的暴徒强奸了。 那么你是处女呢？还是不是处女？”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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