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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至少在祖宗的时代里，在“蛮夷率服”的时代里，那是行得通的；但是到了今天，我们已进入一个“蛮夷不服”的时代，于是问题就来了：在蛮夷刚来闹事的时候，我们的反应经常是传统主义（traditionalism）；在他们开始横行的时候，我们的反应经常是复古主义（revivalism）；在他们所过披靡不可一世的时候，我们的反应经常是未来主义（futurism），这种变化没有明显的段落可以划分，所以代表同仁也是“异代可同调”的。例如倭仁、徐桐、辜鸿铭都是普通的传统主义者；黄仁济、梁漱俱、钱穆都是激烈的复古主义者；徐光启、张君励、胡秋原都是飞跃的未来主义者。不论他们属于哪一种，他们共同的特色是抱祖宗大腿，所不同的，只是使用臂力的轻重和所抱面积的多少而已。他们总相信祖宗的遗产有用处，有推陈出新的价值，对建设现代化的中国仍然需要，绝不可拦腰绞断或一古脑儿丢开。 　　他们的通病在于不明了返老还童绝不能用老药，使中国现代化也绝不能借助古法。如同你治一种病，绝不能西药中药全吃，专心吃西药足够了，中西合壁反倒糟。现代化的国家和现代化的步骤早摆在那里，我们直接去学就行了，何必麻烦祖宗呢？日本没有孔子，可是何碍于他们的维新？韩国很少国粹，可是何碍于他们的新政？我们当年的藩属部跑到我们前面去了。如果祖宗能救我们，早就把我们救了，不会闹到今天这种惨相了。美国是固有文化固有圣人最少的民族，可是人家是名副其实的强国，而咱们呢？至多可说是历史悠久的古国，四维八德十三经二十丑史虽多，可是还得靠人家援助。 　　这不能全怪我们不争气，我们该怪祖宗留给我们大多的“东方文明”：那是一个重担子，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延误了我们现代化的速度。如果我们想轻身妙手的走向现代化，我们不得不在这个重担子下面挂个问号。 　　可是，事实上，十多年来，守旧的大雾似乎更浓了，圣贤也有学会了、中医也有学院了、内功也变成“科学”了、张天师也领公费了、轩辕也变成宗教了，但是我们却看不到有哪个知识分子敢挺身出来说几句“罪言”，用他的笔杆杵一杵老顽固们的驼背，清一清乌烟瘴气的局面；我们只看到那些卫道的英雄们，肃穆趋跄，纷纷跑到孔庙去看秃头小男孩的八俏舞，却不会待在家里，给《孔盂学报》写篇“什么叫做‘君子而时中’？”我们“圣之时者”的祖宗若真能复活一次，看到他的“会员”们抱着他的大腿穷啃——食古不化的穷啃，他真要气得去美国了！ 　　第二个原因是“浅尝即止的毛病”。我们同胞有一种绝症，就是“浅尝即止”。任何好东西，到咱们嘴里，舌尖一舔，还没吃，就说不好吃了！吃了就要坏肚子了！至少是不合我们胃口的！没有什么营养的！ 　　泛祖宗主义是对旧的依靠；浅尝即止的毛病是对新的怀疑。 　　四十年前，大家都高叫科学救国，可是科学还没进门，梁启超就领头大喊“科学破产”了；三十年前，大家都叫民主宪政，可是国会刚开，大家又大喊“议会政治破产”了。 　　事实上，真的“科学”还在门口；真的“民主宪政”还在门外头。 　　可是却有人说，洋把戏咱们吃过了，没有什么好吃的！ 　　钱穆就是这些味觉有问题的代言人，他大声喊道： 　　中国这五十年来，开始学德民后来学英法美，后来又学德义，今天又要学苏俄。西方的，我们都学过了，但也都碰壁了……今天以后，或许可以“迷途知返”了。所有学人家的路都走完了，回过头来再认识一下自己吧！ 　　（《中国历史精神》页十四） 　　真难得！这五十年来的烂账竟这样容易就被钱穆算清了！老实说吧，五十年来，我们压根儿就没长期的、彻底的、有计划的、不三心二意的“学”过任何玩意儿！我们只是敷衍、只是浅尝、只是见异思迁，只是以为“学遍”了、“都学完了”，再走就“碰壁”了。其实“壁”在哪儿、在哪边、是什么模样，我们还没看到影儿呢！ 　　可是，当代的“史学家”却告诉我们过去都是“迷途”，劝我们“回过头来再认识一下自己”。我也是弄历史的人，我只知道我们的老祖宗一直在“认识”自己，在认我们是一个“四夷来朝”的华夏民族，识我们是一个“奄有四海”的中土之邦。这种认识一直保持光荣的纪录，直到道光皇帝在连呼“不可”的叹气声中批准南京条约为止，我们从来没有怀疑过对自己认识的错误，但是认识有什么用？认识了两千年，能镇住西洋鬼子和东洋鬼子不来太岁头上动土么？ 　　如果我们真有点认识的能力，我们首先就该认识我们根本就未曾一心一意的现代化（wholehearted modernization）的，我们只想投机取巧，我们从来没有学到别人的“精神文明”，诸如科学态度与科学精神，民主政治的fairplay，富裕经济（econo my ofabundance）的观念与眼界，动力主义（dynamism），乃至见人就叫声“嗨”（hi）的爽朗与真诚。我们所学到的、所肯学的，只不过是点极可怜的层面。在现代化的水准前，我们只是一个幼稚园的小学生，至多能说开始学，绝不能说“学遍”了！ 　　一个英国探险家在某次探险中碰到一个有吃人肉风俗的蛮人，等到他发现这蛮人竟是一个英国大学里出身的，他大为惊奇，他间这个蛮人道：“你难道还吃人肉吗？”这个蛮人的答话可妙了，他说：“我现在用西餐叉子来吃了。”（I us'um fork now.） 　　这虽然是个笑话，却是个令人哭笑不得的笑话。试看我们社会中有多少人坐着一九六一年的汽车却装着一六九一年幕日脑袋？有多少人用着新式印刷机制造着冥纸锡箔？有多少人用着新式塑料工厂出品麻将牌？有多少人用电气冰箱装祭孔祭祖时的冷猪肉？有多少人用着麦克风弘扬圣教佛法……孔夫子的后人穿着新式西装，抽着名贵烟草，坐在先师奉把官府里写毛笔字；张天师的后人也同样在天师府中服气炼形，或走到广播电台，用科学方法来导引胎息！ 　　这些“中学为体”的臭腐，“西学力用”的神奇，哪一点比那用叉子吃人肉的老哥高明？哪一点不代表我们在皮毛的西化——匪夷所思的西化！哪一点不代表我们神经与胃口的衰败？哪一点不代表我们是一群浅尝即止的病人？ 　　我们最大的悲哀在大家根本不知真的洋货是什么，我们总以为舌尖舐到的那点是洋货；眼睛瞟到的那点是洋货；与圣经贤传吻合的那点是洋货；二毛子学人贩卖的那点是洋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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