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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挟外自重病 　　妄自尊大是自己来肯定自己，挟外自重是拉别人来肯定自己。二者肯定的方式不一一样，肯定的目标则无二致。三百六十年前，利玛窦所以能大行其道，主要乃在他宣言他那一套“与中国占法吻合”。梁章钜《退庵随笔》中就说大主教义“与儒书，又何所异焉？”（卷八）这显然是一种不正确的比附。这就好像名不副实的广告一样，一时虽能得售，久了就会露马脚，，教皇格勒门得十一的六条禁约带来了中西冲突的白热化。两年后康熙还击，他拿起红笔，忿忿批道： 　　西洋人等无一通汉书者，说言立论，令人可笑者多！ 　　这是公开否定洋鬼子的比附了。就事论事，康熙皇帝此言也未必过当，想洋鬼子对东方能够有所“通”，实在是太乐观的事。他们偶尔有“倾慕”色彩的，也无非是用看“海上奇方”的眼光比附一阵，用来推销他们的主义和满足他们的偏锋感觉而已。莱布尼兹用他的《单子论》（Monadologie）来比附中国儒释道三家学说就是一个显例。此外弗朗克（A.H.Francke）、沃尔夫（Christian Wolff）、伏尔泰、狄德罗、海尔佛修（Helvetius）。巴夫尔（Poiver）、揍内、堵哥，这些人对中国的了解都是有问题的，都是不可以胡乱肯定的。但是这些人名单到了挟外自重派的手里，自然就会表演一次“再比附”： 　　借洋鬼之尸，还祖宗之魂了。他们在“国威坠失，民族陵夷”的时候，会大叫道：“你还说中国文化不行吗？外国的大思想家都佩服我们呢！”于是张其昀埋头大写其《艾默生论中国文化》（《东西文化》页十七），谢扶雅也伏案大做其《来布尼兹与东西文化》（《岭南学报》一卷一期）。他们的结论无非是“嘻，何酷似‘圣人之徒’也！”洋权威引过来，正好可填补他们“子曰”、“诗云”意识的空虚。既然得观古人之光耀，又闻洋人一言以自壮，无怪乎他们都那样活泼泼的了！ 　　以上三派都可说是利用西方的。他们比前面六派开化多了，也斯文多了。他们既宣扬中土的“道”、“体”真传，又承认洋人的“器”、“用”价值。他们的算盘是如意的，方法是两全的：繁复的中西文化被他们往简单整齐的公式里一装，手一拍，大功就告成了！ 　　大团圆病 　　大团圆病是比以上三种更会梦呓的狂病。犯这种狂病的人，大脑大概休息了，小脑却正在反射，反射了半天，反射出一个天人合一的大理想，觉得天下顺眼的东西都可以融会协调和凝为一。这种反射从董仲舒开始，射到今天还未打住。钱穆接过来，一口咬定“这是中国文化精神最主要的一个特性”。 　　中国人对外族异文化，常抱一种活泼广大的兴趣，常愿接受而消化之，把外面的新材料，来营养自己的旧传统。（《中国文化史导论》页一六二） 　　反过来说，中国文化对西方却又存一种礼尚往还的回敬，对于近代西方思想上之冲突矛盾不得解决处，可有一番意外之贡献与调和，（《中国思想史》自序） 　　这样一来，中西双方都占了便宜了。可是钱穆意犹未尽，他居然说出“并不想专为中国文化抱残守缺”！他主张只要中国人对自己传统文化之最高精神，能不断提撕……则此后中国之文化新生，决然仍将为中国传统，而我们也希望中国文化能融入世界文化中而开展出世界人类之新文化。（《文化学大义》页八十） 　　这种大团圆的好梦做来好像对中西文化至公至正，毫无偏袒，其实钱穆的内心深处是“项伯式”的，虽然拔剑起舞，本意却在“以自翼蔽沛公”。“沛公”者，中国文化是也；中国文化者，孔子教义是也。孔子教义将决然为后起的世界文化新生运动中，求在人类历史本身内部，觅取文化真理者的唯一最宝贵的教养。 　　（《孔子与世界文化新生》） 　　如此“决然”、如此“唯一”，真不愧是标准的“唯我论”（egotism）！读了这些新预言，我才知道所谓“世界文化新生”，原来竞是向孔子教义看齐；而西方文化新生的结果，竟是让中国圣人来当家。这就是钱穆的“文化客观真理”。我写到这里，真忍不住要叹气说：所谓中国今日的“史学家”，毕竟还是“近乎卜巫之间”的人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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