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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

　　孙中山下跪

　　根据以上这绝无仅有的历史记录里，我们可以惊讶地发现，在孙中山和国民党御用史家的一面之词之外，至少有这些翻案的大内幕：

　　一、清廷中国使馆扣留孙中山，是因为孙中山居然敢“改名陈载之”到使馆来，使馆”即中国之地，彼既肆无忌惮，势不能不暂行扣留”。因此，事件是偶发的，不是设计的。孙中山是自投罗网，中国使馆并没把他半推半就式地弄进来。

　　二、孙中山在使馆时，留下了重要的“口供”，就是“邓翻译与孙文问答节略”，透露不为人知的内幕极多。孙中山进入使馆，原因是跑去问“有无广东同乡，特来拜见”，又”以异地遇同乡，分外惬意”。他前来英国游历，但无法进入皇宫参观，想托使馆帮忙，“设法令我一观其盛。”

　　三、“伦敦蒙难”的当天，孙中山且在使馆吃早餐，以便饭后一起到“海口”去“带见”广东人、“探望粤商”．他完全没有警觉与防范。

　　四、早餐吃过后，孙中山与“马参赞”聊天，谈到他去见李鸿章，但“与罗稷臣相见，据云中堂不愿见我，盖因改装剪辫之故”。可证国民党宣传孙中山见了李鸿章，是乱盖的。胡去非在《孙中山先生传》中说孙中山“至北京时，冒险谒李鸿章，密陈北京政府之横暴腐败，革命之不可缓，议论雄快。李谢之曰：‘今日之革命，余亦知其不可已；然余年七十有九，精力既衰，断不能大有为，幸君努力为之，中国前途，唯君等是赖，余必为君后援’云云（见时事新报馆编《中国革命记革命党小传》）。吴稚晖编年系‘别传’云，中日交战前，先生由湖南出扬子江口，由海路入北京，深夜冒险晤李鸿章于私邸，陈说大计，劝李革命。李以年耄辞”等等，都是鬼话。

　　五、孙中山自一楼上二楼上三楼，直到被关进加锁的房子，是逐层参观而上，都没有被强迫情事。并且要他“安住此房，不做犯人看待，只不许出门，如要看书，均可取来”。

　　六、日夜看守孙中山的是“邓刺史（廷铿）、武弁车焕章、谢邦清、造炮学生宋芝田及洋仆二名”。

　　七、第二天清早，邓廷铿陪孙中山早餐，孙中山说：“此地乃系英国，钦差在此，断难致我之罪。”正因为他相信奈何不了他，所以他才敢来使馆，“否则我亦不自来署。”

　　八、孙中山提到他“已入美籍”，是美国人，“美国得知”会提出干涉。邓廷铿却说”华人不能入籍”，说：“我曾在〔旧〕金山多年，亦稍知美例。”因而不予相信。

　　九、孙中山提到“广东有一富人”要谋反，“该富人不知审时，我所以阻之也。”“欲谋反者是他，而非我也。”但据清廷官吏看法，这位“当道倚重”的富人，是被孙中山“妄扳”的。

　　十、孙中山被关后的第四天（十月十四、旧历九月初八）的谈话，最重要。当邓廷铿表示如有委曲，何妨一说，“倘有一线可原〔谅〕之路，我亦可念同乡之谊，代求钦差，为你申雪。”你也可回到家乡，“再谋生业”。并告诉他我邓某人也有情报，并非全不知情，你且说说看，看看与情报合不合，以证明是否“输诚”。孙中山遂说：“事可明言，但不知钦差愿意排解否？”邓廷铿说：“钦差最喜替人申冤，只要将实情说出，我必竭力代求。”

　　于是孙中山“即跪下，叩头流泪云：‘如事能直，恩同再造，感德不忘’”。

　　十一、“国父年谱”中说孙中山“幼名帝像”，他对邓廷铿道出这一命名原委是：“再号帝像，此号是母所名，因我母向日奉关帝像，生平信佛，取号帝像者，望我将来像关帝耳。”此一声明，显然表示并无在人间称帝为王之意。

　　十二、孙中山透露“其中有一姓陆者（陆皓东），本系蚕师，过堂苦打，强逼成招”，成了叛乱犯，“已被正法”，这是冤枉的。

　　因为孙中山组织“农学会”，虽然未得官方批准，（今日“内政部长”吴伯雄听着：孙中山在专制时代，尚有未经官方批准即行结社的自由！并且该“农学会”成立于民国以前，故照你的王八蛋逻辑，至今犹可无须登记而存在也！）但该会“不过教民种植，意欲开垦清远县之荒田”而已，并没有谋反，“谋反之事，我实无之。”“我真有莫白之冤也。”他们实在是遭到了嫁祸与迫害，是被诬为革命党的。被诬以后，陆皓东“一见刑具，即妄招认”，以致“无可挽回”。这一说法，与今天的国民党革命史南辕北辙，并且根本否定了陆皓东的革命性。

　　十三、孙中山对邓廷铿说：“万望钦差，代为申雪，俾得回国，另谋事业，断不敢再行为乱〔注十五〕。”

　　十四、孙中山对外国报纸说使馆中人说要把他“先行毒死，解华戮尸”的事，《随軺笔记》透露“此盖该犯臆造，借以骇人听闻也”。

　　十五、孙中山《伦敦被难记》中说他对使馆中英国仆人柯尔（George Cole）晓以大义，请他带信，只是“酬以二十镑”〔注十六〕。

　　据陈少白《兴中会革命史要》中说：“再当时柯尔答应救孙中山先生的时候，孙先生除了把身上所有的钱给他，还允许他将来出去之后，再要酬报他，所以后来康德黎博士介绍孙先生到处演说请大家帮助，所捐到的几百英镑，也统统送给柯尔。柯尔为了这事，早已被使馆辞退了。”可见在“二十镑”外，别有承诺。据吴相湘《海外新见中国现代史史料》（《中国现代史丛刊》第一册），在英国政府档案中，得知柯尔“承认孙允许给予一千镑之酬劳金并且立即付给二十镑”。足证《随軺笔记》所述，并非空穴来风。《随軺笔记》中说：“十九日，仙舟接短工洋仆查耳时来信，内言孙文起初几次着伊送信，优给金钱，伊皆一律缴呈马格里爵参赞，未得分毫奖赏。嗣孙复许酬英金五百镑送一密信，并嘱其事后离开使署，随孙度日，故伊甘冒不法，以洋信密报孙友坎特立及门森两英医。两英医因即在外设法派人伺守，并报外部及巡捕房，各报闻之，遂亦附和做不平呜，致贵署不能不将孙文释放，曷胜怅怅。马爵参赞当时曾经恫吓，谓如有走漏风声者，当送官严办，余是以照实供明，听候惩治云云。仙舟司马以此信示马参赞，马参赞无计可施，徒形愤愤。……然传递密信之好仆，以孙文所酬只有英金二十五镑，控诸刑司，又不得直，至今迄不甘服。”这一内幕，也极为有趣。

　　以上所写伦敦蒙难的一些“罗生门”〔注十七〕，足见我们多年来，主国民党一面之词的宣传下所得的印象，实不足凭。现在史料的陆续出现，证明孙中山《伦敦被难记》所说，也不无错误〔注十八〕。我们在研究这一问题的时候，实在该注意别上国民党沟大当才好〔注十九〕。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十五日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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