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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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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写悔过书 孙中山在使馆被禁后次年,他在《伦敦被难记》中回忆: 马凯尼君临去时,即阖予室之门,并下键焉;自是予遂幽禁矣。未几,闻门外有匠人施斧凿之声,则于原键外更增一键也。且特遣中西人各一监守门外,有时或于二监者之外更添一人。当最初之二十四小时内,其中国监守二人,时或入室与予相语。其于被禁之原因,虽无一语宣泄,予亦不之问。然曾告予以顷者相见之老人即马大爷,予审为马凯尼也。大爷者官场通俗之尊称,犹当时驻英公使龚某之称龚大人也。使臣与外人酬酢不用真名,遂使外国人称之曰大人。时不知英政府公牍上之往还,亦称龚大人否耳。中国官场及外交礼节,往往有以一字之微,而易尊重为侮慢者。西人之于中国文学风俗未经弹心研究者,实难明了。故彼外交官辄喜于晋接之间,以言语文字愚弄外国人,偶或占胜,即洋洋然自得曰:“洋鬼子被屈于我矣。”其可笑一至于此。 予被禁后数小时,忽有一监守者入,谓率马凯尼君之命,搜检予身,因探取予钥匙、铅笔、小刀等物;然幸予另有一衣袋,中藏钞票数纸,未被检取,故彼所挈以去者,仅无重大关系之文件数纸而已。监守者复询予需何饮食,予仅令取牛乳少许而已。 他又说: 被禁之第四日晨,有一自称唐先生者来视予,彼盖诱予入使馆之人也。唐先生就座,做然曰:“前日之强君至此,乃公事公办,义不容辞,今日之来,则所以尽一己之私情。我意君不如直认为孙文,讳亦无益。(李敖按:前引《伦敦被难记》,孙中山已向“一须发俱白之老人’、承认自己是孙文,“唐先生”又何能再出此言?)盖此间均已定夺一切,且君在中国卓有声望,皇上及总理衙门均稔知汝之为人,君姓名已震铄环球,即死亦可以无憾。总之,君在此间实生死所关,君知之乎?” 予曰:“不然,此间为英国辖境,非中国之属地,公等将何以处余?按诸国际交犯之例,公等必先将拘予之事闻子英政府,予意英政府必不能任公等随意处置也。” 唐答曰:“吾挤不愿更与英政府为正式之授受,今已事事停妥,轮舟亦已雇定,届时当箝君口,束君肢体,畀赴舟上,而置于严密之所。及轮抵香港,当有中国炮舰泊于港口之外,即以君移交彼舰,载往广州,听官吏鞠审,并明正典刑。” 予曰:“公等此举,未免草率过甚。盖予在舟中,或得乘机与在舟英人通消息也。”唐微笑曰:“否否,君虽万能,亦难出此。盖君登舟之后,即有人严密监视,与在此无异。苟有可与外人通消息之处,吾等必先事杜绝,绝不便君有丝毫间隙可乘也。”予又曰:“舟中员司未必与使馆沆瀣一气,其中安知无矜悯我而为我援应者?” 唐曰:“愚哉君也。是轮船公司乃马凯尼君所深识者,该公司人员自当遵马君之命而行,绝不为吾辈梗。” 唐又续曰:“是轮船者,属于格来公司(Glean),本星期内未必启程(按:唐某与予谈话之日为十月十四日即星期三),盖公使为经济起见,不欲专雇是船,因令其先载货物,而行旅之费,则由使馆全认。这次星期,装载货物既竟,君亦须附载以行矣。” 予谓:“此等计划,欲见诸实行亦良难。” 唐曰:“此著如不果行,则予侨亦不妨戮汝于此.借免周折。盖此间即中国,凡使馆中所为之事,绝非他人所能干涉者也。” 唐言已,又侃侃然举高丽某志士事为我劝慰,并资启迪。盖某志士自高丽出奔至本,被其同国人诱赴上海,戕毙于英租界内,由华人将志士遗骸运往高丽,高丽政府戮尸示惩,而其找毙志士之凶徒,则获重赏并擢高位焉。 唐口述时,手舞足蹈,意兴甚豪。盖彼以为此次捕予有功,将来中国政府亦必加以重赏,赐以高位也。 予问曰:“予殊不解公等何残忍若是。” 唐曰:“皇上有命,凡能生致汝或取汝死命者,皇上均当加以不次之赏。” 予又进逼曰:“君须知高丽志士之案,即中日开衅之一国。今公等致予于此,或招起极大之交涉,未可知也。 将来英政府对于使馆中人,不免要求中国政府全数惩治。 况君为粤人,吾党之在粤省者甚多,他日必出而为予复仇,岂第君之一身可虑,甚或累及君之家族,其时君将追悔莫及矣。” 唐某闻子言,不觉色变,顿易其豪悍之口吻曰:“凡我所为,皆公使之命,我此来不过为彼此私情计,俾君知前途之危险耳。” 是夜十二,久钟时,唐又至吾室,与我谈话。 予曰:“君如真为我友,则将何以援我?” 唐答曰:“此即我之所以来也,我当竭尽吾力,希望脱君于厄。吾今方令匠人密制二钥,一可启此室之门.一可启使馆之前门,我之所以如此者,因掌钥者系公使之亲随,绝不肯授我以钥也。” 余问以出险当在何时?唐答称:“必须俟诸次日即星期五(按:此时己在礼拜三夜十二点钟以后,己为星期四,故所谓次日即星期五)。星期五清晨二点钟时,我或能乘隙而来,援君出此罗网,未可知也。” 当唐辞出时,又告我星期五清晨必来相援,汝可预备云云。然唐去后,予仍取片纸,书数语,俟星期四(即十月十五日)上午授于英仆,乞其密交康德黎先生。及下午,唐又来云:“此纸已由英仆逞呈使馆,马凯尼君见之,即向我大肆垢詈,谓不应以使馆密谋告汝。是在吾虽有援救之心,而汝此举实足破坏吾计划,未免自误。” 子乃问以尚有一线生机否?唐曰:“生机尚未尽绝,但君以后必须依我命而行,切勿再误。” 唐乃劝我致书公使,求其相宵。吾从之,唐立命西仆柯尔取纸笔墨水至,吾请换中国文具,因上书公使应用汉文,未便做西字也。 唐曰:“否。英文甚好,因此间大权均操子马凯尼之手,公使不过坐拥虚名而已。君之此书,宜弄马凯尼也。” 予问书中宜如何写法?唐曰:“君必须极力表白,谓身系良民,并非乱党,只以华官诬陷至被嫌疑,因亲到使馆,意在吁求昭雪云云。” 予即在唐某之前,照其授意书成一长函,搁叠既毕,照例应子纸背标明受书人之姓名,唐乃为予读马凯尼姓名之拼法曰:“Sir Halliday Marcartney”。益此时予但知其姓氏之音为马凯尼,而犹未知其拼法。既而吾授信子唐,唐怀之而去,此后遂不再见此人之面矣。 吾此举实堕入唐某之好计,可谓愚极。玉书中有亲至使馆吁求昭雪等语,岂非授以口实,谓吾之至使馆,乃出于自愿,而非由诱劫那?虽然,人当陷入深渊之时,苟有毫发可以凭借者,即不惜攀援以登,初不迫从容审择,更何能辨其为好伪那? 唐曾告我,凡我所书各函,均由仆人出首子使馆,并未达于诸友。此时吾自思希望已绝,唯有坐以待毙耳。 孙中山笔下“自称唐先生者”就是邓廷铿,他是当时的翻译。 邓廷铿出现,目的是在骗取孙中山“求其相宥”的悔过书,孙中山自承被骗“可谓愚极”,但是“人当陷入深渊之时,苟有毫发可以凭借者,即不借攀援以登”。他自感无法,只好“吾从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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