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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笔伐(3)

本来办杂志是争取言论自由、鼓吹人权民主的，但是南榕愈办愈把重点转移了，我是不赞成台独的，于是两人便逐渐疏远了。1989年3月6日早上，他电邀我为杂志五周年写几句话，我写了《言论自由还是第一优先》一文，以“逆耳之言，以博老友们的一脸苦笑”。那次电话通了四十分钟，是我们最后一次通话，电话中我反复举证，告诉他台独是一种梦幻，“我们要牺牲，但是不要为梦幻的理想牺牲”。从此以后，南榕的声音，对我已是绝响了。一个月后，南榕以自焚殉道。 　　那年南榕坐牢之日，我由叶菊兰、邱谦城陪同，和小屯一起去看他，南榕的小女儿竹梅也一起去了，眉宇之间，似有无限深沉与哀怨。竹梅十岁时写诗说：“爸爸像太阳一样，如果太阳不见了，我会哭，我会叫，但还是叫不回太阳。”——对小女儿而言，南榕是太阳；但对好朋友说来，南榕是孤星。正因为是孤星，所以他不屑加入民进党。南榕自焚殉道后，民进党趁机拥死人为筹码，奉他为“灵魂党员”。殊不知南榕不屑入这种党，正因为这种党的政客没有“灵魂”，他们唐突死者，无耻至此，南榕、南榕，真死不瞑目了。 　　南榕死后，一个说法是包围杂志社的警察们谋杀了他，这种郑南榕非自焚论，在“立法院”，由尤清、朱高正带头，就非自焚论展开政治秀，以是否有他杀的可能性，大作文章：陈水扁太太吴淑珍也依据陈永兴、黄华的话，同此炒作。而台南地区，也有四十名民进党员借口“国民党活活烧死郑南榕”，大举游行。——台北方面是打死后焚尸灭迹的，台南方面却是进一步活活烧死了，可见这一被杀焚尸“罗生门”，还有南派北派的不同说词呢！ 　　事实上，郑南榕决心自焚殉道，早见于该年2月18日《自由时代》总号第二六四期里，他用书面表达出“他们抓不到我的人，只能抓到我的尸体”的宣示。4月7日的从容一死，只不过是实践这一宣示而已。他的牺牲精神，是不容歪曲的。在生死线上，他温柔地叫醒十岁小女儿，叫“你们大家先走”，然后反锁自己于办公室内，自行了结他四十二岁的生命。检察官验尸时发现，起火后郑南榕安坐在桌旁，没有逃走的迹象，双手扶在办公椅的把手上，上身笔直，如此端正的死法，尚属首见。呜呼南榕，在生死大节上，图难于易，从容如此，平生所学，真实不虚矣！ 　　我捐给南榕搞“五一九绿色行动”的十万元，来源颇为有趣。那是我告国民党议员郁慕明诽谤的战利品。郁慕明最后以道歉、赔款同我和解，并成为朋友。我借花献佛、“因粮于敌”，把十万元捐给党外。我交给南榕的时候，南榕说：“李先生你捐了这么多钱，整个的宣传费用，都解决啦！”后来得知参加者每人身上佩贴的圆形五一九绿色标志，都是“郁同志”出的钱！ 　　郑南榕并没有钱，他办杂志的一些资金，是向我借的。他采纳邓维祯的建议，把我名字以“李敖总监”形式，单独印在每期封面上，以广招徕，为时年余之久。后来我笑谓：你晓得俞大维挂名做“国防部长”的奥妙吗？他挂名，目的就在把蒋经国带进场，最后还政蒋氏，由蒋经国出任“国防部长”。如今我干了一年多了，还是由你来挂名吧。从此以后，《自由时代系列》杂志就在封面上改由郑南榕挂名了。 　　我自己挂名的“杂志”，除了《千秋评论》、《万岁评论》等月刊外，我还办过《乌鸦评论》周刊，自1988年10月1日办到1989年3月17日，共出二十四期。我不但办月刊。办周刊，还办报纸，在国民党报禁解除后，新创刊的《世界论坛报》邀我写专栏——《世论新语》。《世界论坛报》是一家低格调的烂报，只因全台湾只有这一家报的发行人愿意邀我写专栏，并保障我一字不改地言论自由，所以我也就以“尔为尔，我为我”地划清界限，撒起野来了。最后发行人吃不消，大家闹翻也、绝交也，自是意料中事。如今回想，了无遗憾，但恨没有第二家烂报烂眼识人耳！不过，报禁开放后，我自己倒阴错阳差，有了一次办报的机会。有周孟禄者，学新闻出身，是高斯机的总代理，报禁解除后，他机会大好，大卖这种印报机，但却回收了一些旧的印报机，堆在仓库。他想到如能把这种旧机器废物利用，以小额投资办张报纸，可能是一个好计划。因此通过海王印刷厂的张坤山介绍，以伍振环做人头，邀我合作。伍振环本是警备总部的高干，当年负责查禁过我的书，如今找上门来，我心中一边发毛、一边好笑，于是合作起来，由我包办一切言责，办了只有一大张四个版的《求是报》。这报极有特色，从不奉“中华民国”正朔到天天彩色“三点要露”臭“新闻局”，热闹万分。这报没有一个记者，只有兼任的胡基峻帮我，就每天出刊起来了。从1991年2月27日到8月20日，办了近半年，最后以曲高和寡、资金不足，以致中道崩姐。虽然周孟禄、伍振环双双被我告到法院，但我仍要公平地说，他们两人实在眼光不错。——他们能找到李敖做这场空前绝后的大买卖，虽然买卖垮了官司在，但他们绝对可附李敖骥尾而青史留名，桥也桥、路归路，我虽然告他们背信罪，但仍不埋没两人的功劳。 　　办报期间，彭明敏来信问我是不是太辛苦了，我有回信写这一生涯： 　　《求是报》一办转眼两个月了，忙得没有好好回信给你。前一阵子看电视张学良说他是“很胆大妄为的”，我想我办《求是报》，也属“胆大妄为”的一种。因为按情按理按实力，我实在没有办报的财力，正因为如此，报却办了出来，除“胆大妄为”外，殊乏其他解释。 　　《求是报》开办以后，我个人倒还好，因为即使不办报，我也是“工作狂”，每天由早到晚忙个不停，所以办报只是忙上加忙而已。倒是跟我办报的同人，忙得人仰马翻，以致屡生“逃兵”事件，其中孟祥柯是第一叛徒，他是过惯闲云野鹤生活的，这一忙，吓坏了他，乃留书出走，略谓George santayana与阳春有约，他老孟与乡村有约云，一走了之，潇洒无比。 　　虽然屡生叛逃事件，但李敖是何等人，岂怕别人叛我的变，仍旧“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何况老孟并非夏桀也乎？ 　　老孟写文章，考究环境，他说最理想的地方是狮头山庙里，青山绿水、清风徐来，才有灵感。他问我为何随意下笔就千言，不要靠灵感，我说妓女接客，要不要靠性欲？靠有性欲才能接客，还能干这行吗？ 　　不管怎么责人而不责己，《求是报》办出来，可谓“恶有恶‘报’”。当年我曾说“如果你想害一个人，你就劝他办杂志”（这一名言，大家都忘了是我说的），如今当修正为“劝他办报纸”了。 　　不过，不论怎么“悔不当初”，《求是报》总算做到了一点，就是全部都是可读的东西。就光凭这一点，《求是报》就是鹤立鸡群啦！ 　　虽然理由头头是道，可是夜里三点泡在浴盆里，未免自笑。周作人打油诗说“老去无端玩古董”，我倒有点“老去无端办报纸”之感。盖办报之事，在去年10月12日以前，我一起认为对我是天方夜谭。报办成后，可好了，每天不要“跑三点半”了，——每天跑夜里“十二点半”了。《求是报》每天夜里四点钟由DHL快传到美国出美洲版，“十二点半”，正是“‘夜’正当中”呢！ 　　你说“每日出报，太辛苦了，但是很值得的”，多谢打气。 　　1991年11月三日，我创办了《李敖求是评论》月刊，在发刊词中写道： 　　我的《千秋评论》《“李敖千秋评论丛书”》办了十年。《求是报》办了半年，如今双双达成它们历史的、阶段性的使命，我决定创办《李敖求是评论》杂志，以开新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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