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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笔伐(1)

（1982—1992　四十七到五十七岁） 　　我生平写作虽多，却始终没办过自己的杂志，过去主持《文星》杂志，是鹊巢鸠占，不算是自己的杂志。《文星》被封后，我申请不到杂志执照，后来坐牢，一连十四年大霉运，高办杂志愈来愈远。十四年后复出，在1981年申请杂志执照，“行政院新闻局”在该年4月18日按出版法第九条给了我《千秋评论杂志》执照，但在一个多月后，却又快速按出版法第十一条“技术击倒”了它，使我因冤案入狱而不得为杂志发行人。这一内幕，值得细说。 　　我二十四岁拿到台大毕业文凭后，一连二十二年都长捐箱底，一直没有用它，因为我没有正式职业，文凭对我毫无用处。不过，到了1981年我四十六岁时候，它派上了用场，因为我想办一本杂志，申请杂志执照要用大学毕业证书，我就申请了一张《千秋评论杂志》执照（局版台志字第二七七五号）。可是，这个执照很微妙地害到了我，执照发下来（1981年4月23日）才五十五天（1981年6月17日），我在地方法院已判无罪的官司（萧孟能自诉李敖所谓侵占案），突然受政治影响，一夕之间，竟被台湾“高等法院”的法官林晃、黄剑青、顾锦才三人枉法裁判为有罪（1980年度上诉字第二四九八号）！这一判决，微妙反映了外界“选举快到，快判李敖”的公论为什么口耳相传，也反映了争取自由的长路上我所付出的苦心、代价与牺牲。妙的还不止这种巧于配合的枉法裁判，还有更妙的。在枉法判决后二十三天（1981年7月10日），我突然收到台北“1981府新一字第三一○三一号”市长李登辉的来函，说：“一、准‘台湾高等法院’1981年6月29日剑刑勇字第二六号函略以：李敖因侵占罪经判处有期徒刑六月确定。二、依出版法第十一条第三款规定，被处二月以上之刑在执行中不得为杂志之发行人。另同法施行细则第十六条规定：新闻纸、杂志……之发行人有出版法第十一条各款所列情事之一，未依同法第十条之规定申请变更发行人登记，注销其登记。”收到这封来函后，我又大惑不解、又恍然大悟。大惑不解的是：李登辉如果希旨承风，想封杀李敖的《千秋评论》杂志，尽管依例通知可也，何必抬出‘冶湾高等法院”来呢？恍然大悟的是：不抬出“台湾高等法院”，封杀的依据，只能根据报上李敖判罪的新闻，这样证据力就弱了一点，因此抬出“台湾高等法院”来，一切就都站得稳了。更妙的还不止台北当局这封来函，还有更更妙的。这来函中“说明”之“一”中，就完全露出了马脚。“说明”之“一”指出，台北当局是“准台湾高等法院1981年6月29日剑刑勇字第二六号函”，而要李敖“前来办理变更发行人登记手续”的，但是，怪事来了，因为按照台湾“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只是裁判书正本“送达于当事人、代理人、辩护人及其他受裁判之人”而已，又何必去“剑刑勇字第二六号函”给台北当局呢？“台湾高等法院”在本身忙得案犊劳形之时，居然好整以暇，写信给台北当局，告以“李敖因侵占罪经判处有期徒刑六月确定”，这不是天下怪事吗？难道法院承办审理业务之不足，还要兼办箝制言论的通风报信吗？这种行文，岂不是太明显的联合作业封杀李敖吗？更微妙的是：这一杂志执照是“新闻局”局长宋楚瑜核发的，而李登辉给我的信中，却明列“副本收受者：行政院新闻局”字样，这又明显有违行政作业的常规，因为在我尚未拒绝申请变更登记前，毫无知会“新闻局”之理，可见市长李登辉知会局长宋楚瑜，全是两条蒋家走狗的串通法院的联脚作业。当然，我是不会做变更登记的，但我略施巧计，就打垮了他们的作业：按照箝制言论自由的“出版法”第二条，出版品分为三类：一。“新闻纸类”。二、“书籍类”。三、“其他出版品类”。再按箝制言论自由的“出版法”第三十六条，出版品如违反本法规定，主管官署得为行政处分：一、“警告”。二、“罚援”。三、“禁止出售散布进口或扣押没入”。四、“定期停止发行”。五、“撤销登记”。这一条中“定期停止发行”、“撤销登记”，是箝制“新闻纸类”的致命法宝，但对非“新闻纸类”的“书籍类”，却没有什么作用，因为“书籍类”既非“按期发行”，自然所谓“行政处分”，也就至多不过即时查禁了事。而“新闻纸类”却可来个查禁一年，或撤销登记。换句话说：对“书籍类”，处分只能及身而绝，不能延伸；对“新闻纸类”，处分却能断子绝孙，可以延伸。因此，理论上，一个作者，如果能定期（“按期发行”）出书，则在某种形式上，几与杂志无异；虽然在事实上，全世界几乎没有这样多产的作者，能够维持——经年累月的维持——每月十万字这种写作量。就这样的，虽然《干秋评论》杂志执照被封杀了，但我的《千秋评论》（全名《李敖千秋评论》丛书）就在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出国民党不意的情况下，“创世记”一般地出现了它的“创‘书’记”。这种突破与成绩，足登世界纪录全书而有余矣！ 　　《千秋评论》的开始，是典型的忧患之书，因为它第一期出版的时候，我正在第二次政治犯牢中。在我入狱前夜，“汝清”陪我预先编好了前六册，在1981年8月10日入狱当天的清早，全部交给了林秉钦，转给叶圣康的四季出版公司出版。这种作法，活像诸葛亮“预伏锦囊计”似的，只要林秉钦每月“拆开锦囊视之”，即可付印成书。在编六册书的时候，原是以狱中新作无法外传的准备下编成的。我入狱后，林秉钦为了配合时文，曾在第三期《奇情·上吊·血》里编入王小痴的《〈哀〉我的朋友李敖》和林清玄的《我所认识的李敖》。后来在狱中结识石柏苍，他一手帮我建立了秘密运出稿件的管道，于是，从第四期起，每期都代换进我的狱中新作。像第四期的《题泰国漫画》、《中国式好人》、《我最难忘的一个流氓》、《党外是谁喊出来的？》、《给党外人士上一课》、《文化美容、财政美容、司法美容》《只许我中央，不许你中央》；第五期的《梦做骆马的自由》、《李诗四首》、《论褫夺狂——兼论政治犯是终身职》、《我的殷海光》；第六期的《“显性伪君子”和“隐性伪君子”》、《“三毛式伪善”和“金庸式伪善”》、《从大轨迹评论人》、《这样的法官配做院长吗？》、《方神父的惊人秘密》、《喜欢的与该做的》，总计一下，一共十七篇，这十七篇从秘密管道流出来的文字，是《千秋评论》前六期中后三期的最大特色。到了第七期以后，其中虽有许多也是狱中偷运出来的，但那时我已出狱了，发表时候，“传奇”上和“趣味”上，是不能同我在牢里相比的。 　　我出狱后，每月用《千秋评论》打击以国民党为主轴的魔鬼，从戒严打击到解严，一路打击不休、难分难解。国民党自然负蜗顽抗，从第一期就予以抢劫查禁起，第十一期、第十六期、第二十二期、第二十六期、第二十七期、第二十八期、第三十二期、第三十四期、第三十六期、第三十八期、第三十九期、第四十期、第四十三期（下册）、第四十四期、第四十五期、第四十六期、第四十七期、第四十八期、第四十九期、第五十期、第五十一期、第五十二期、第五十三期、第五十四期、第五十五期、第五十六期、第五十七期、第五十八期、第五十九期、第六十期、第六十一期。第六十二期、第六十三期、第六十四期、第六十五期、第六十六期、第六十七期、第六十八期、第六十九期、第七十一期、第七十四期、均予以抢劫查禁。直到国民党主子蒋氏父子死光，李登辉郝柏村等走狗接班，不管怎么对我“五堵”“七堵”“八堵”式地堵塞，但《千秋评论》仍在排除万难下“按期发行”，大体都在每月一册的进度下飞跃前进、迂回前进、匍匐前进。……在前进过程中，有时情况近乎拉锯式的惨烈。以第五十八期出版为例，1986年7月23日国民党派出大队人马直扑装订厂，抢走四千本；我不屈服，再印，7月30日再大队人马直扑装订厂，抢走四千本；我还不屈服，再印，8月4日又大队人马直扑装订厂，抢走一千五百本。我还不屈服，又再印。……这种一次又一次你抢你的、我出我的的相持，足登世界纪录全书而有余，而我那种心之所善、九死无悔、就是要前进的刚毅性格，于此可见一斑。最后，走狗们力不从心，才告罢。最后胜利属于李敖，李敖成了名副其实的“魔鬼终结者”。到了1991年9月30日，《千秋评论》在创造历史十年以后，停刊进入历史，前后追忆，不无沧桑之感，但是老了十年、赢得千载，却也值得。《红楼梦》开宗明义就点出：“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千秋评论》十年辛苦，字字看来皆喊打，自非吟风弄月的《红楼梦》可比，但究其背后，亦血书也。 　　《千秋评论》以外，我在1984年1月起，又加出《万岁评论》（“万岁评论丛书”），每月一册，与《千秋评论》错开出版，等于每半个月出书一册。三年两个月期间，其共出四十期。除第一期、第二期、第六期、第七期外，其余三十六期统统被查禁，查禁率是百分之九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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