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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二进宫”(1)

（1981—1982　四十六岁） 　　我坐牢所在，应该是桃园台北监狱，但却把我留在土城看守所。原因是台北监狱太挤，不能一人独居，但“上级”认为李敖跟别人杂居，会知道得太多，实在以独居为宜，所以就表面优待性地留在看守所代执行了。所以我留在看守所，是一个例外，与众不同，这种与众不同，我一到看守所就领教了。在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栋舍房中，忠孝二舍是比较特殊的舍房，忠三舍是禁见房和犯则房，孝三舍是重刑犯房，忠二舍孝二舍是死刑或无期徒刑犯房，忠一舍孝一舍是重刑犯房，但孝一舍又别有天地名曰保护合，人犯中身分极特殊的——像外国人、重要公务员、警察人员等等，也都保护在此免生意外。我到看守所，就被解释做特殊的，所以我的半年刑期虽然比起个个十年以上刑期的重刑犯来瞠乎其后，但也混迹其中。按说我这种半年刑期的轻刑犯，早该配到工厂去逍遥的，但“上面”说要“保护”我，就被独自关在第三十二号国房。 　　因竞选“国大代表”，被判违反选罢法等的刘峰松（被判三年半），在移送台北监狱前，独自住在第四十六房，与外面来往的信，他的和我的都经过孝一舍主管，第一教区课员，以至安全部门特别检查、登记、抄录或影印，如此“保护”，显然已经逾越必要的程度了，当然令人恐怖与痛恨。为了抵制，我就一封信也不透过他们。所以半年期间，他们只见来信，不见回信。唯一一次例外是可爱的“女秘书”武慰先要来看我，我正式回她一信，寥寥数语，除此之外，他们无法从信上罗织出我的思想问题或任何问题。 　　有一次一封来信，因为手续失误，他们漏了影印了，结果趁我在篮球场放风时，故意延长放风时间。以便潜入我房里，找出影印后再放回；刘峰松的几张稿件，以写信方式处理，因手续失误，一开始得以寄出，后来安全单位打官腔，承办人员只好私下求刘峰松帮忙追回。这些妙事，若再说刘峰松和我不是以政治犯身分坐牢，若再说我们坐牢不是政治原因，就未免太天真了吧？若再说我李敖是“侵占”罪名坐牢，就未免太不公道了吧？ 　　关在舍房里的寂寞难挨，是一般人犯最吃不消的，他们要打发日子。打发日子最好的方法就是出来做工。做工虽然苦，但是大家抢着干，我第一次做政治犯时候，大部分时间关在军法处看守所独居房，有一次换房，因人太多，派进一个桃园大园的流氓同我暂住。此公叫许性德，我在看书，他大唱日本歌，我说你太吵了，你做一点工吧，他说没工可做，我看到马桶内外有多年累积的脏斑，我说你就洗马桶吧，他说好，洗了一阵，脏斑洗不下来，他说只有用刀刮才成，你有刀吗？我就把私做的一把代用刀——用垫鞋底的铁片磨成的——交给他，他很高兴，就慢慢刮起来了。刮了一下午，只刮了一点点，我笑他做得太慢，他说：“我是故意慢的，有工要留着慢慢做，做完了怎么办？”许性德的话，一语道破了只坐牢不做工的苦处。做工除了容易打发时间外，工厂活动范围大，人也多，可以胡扯，搞香烟等违禁品也方便，所以人人争先恐后。从人犯的观点看，李敖只是判半年的轻刑犯，却关在独居房中，这是典型的虐待，绝非优待，只是李敖不在乎就是了。这种待遇，正是“侵占”罪其名政治犯其实的待遇啊！周清玉的《关怀》杂志第一卷第二期登王拓的狱中抱怨，说：“王拓一直希望能派到工厂去做工，他表示六年以下的司法案件不应被当作重刑犯处置。”王拓真是书呆，他抱怨他判六年就被当成重刑犯，他不知道，李敖被判六个月就被当成了！其实，做工与我无缘，但有缘我也不会去干，因为我要努力看书，哪有闲工夫去浪费？可是工厂那边不知道，印刷工厂的许多大学生希望我过去，工厂主管们也向“名籍室”要求调我，“名籍室”的答复是：“李敖这样关法，是‘部里’面交代下来的，不但你们调不动他，我们也调不动，甚至所长也调不动，少做梦吧！”——对这样一个轻刑犯如此对待，除了政治性原因，还有什么呢？1918年，罗素坐了四个半月的牢，“上面”交代要特别关在“第一区”，让他一个人住，少观察别人，1981年，历史在我身上重演。什么1918，1918没有过去，1981就是1918啊！ 　　这个所关了三千三百人，但警察编阶的管理员只有一百六十一人，分班轮值，每班八十人，连同办行政的，总额在二百四十人以上。这些人，照中国传统说法，叫“狱吏”，汉朝周勃下狱后，感慨：“吾尝将百万军，然安知狱吏之贵乎！”（我曾经做百万大军的总司令，但不知道狱吏竟是这样威风！）狱吏威风是符合中国传统的。传统的“狱吏”中，所谓“禁子牢头”，就是现在这些穿警察衣服的“法警”。法警只在法院内和监狱内行走，一出门就“脱掉这张皮”，因为怕跟真的警察混淆，在外面碰到情况，引起尴尬场面：——有些情况警察要处理，而他们又非警察，自然尴尬。不过也有例外。当年法院为了配合国民党文化特务徐复观告我，突然派出一毛四的法警来抓我，我笑着问这一毛四：“你们抓人，不通知管区警察吗？”此公极有幽默感，他说：“我们‘司法独立’，不要通知了！”——好个“司法独立”！这些“法警”多为欺善怕恶之徒，在他们眼中，李敖虽动笔不动刀，但与流氓无异，十足一恶也，因此怕我。 　　看守所虽然关了三千三百人，但专任医师只一人，专任护士只一人。平均每天医生要给四百人看病，固然困难，但一个也不看，也就离奇。专任医师即卫生课长金亚平，他要办行政工作，所以看病就推给王护士，王护士也少看，就推给药剂生和有医疗经验的人犯。例如逮到一个因堕胎判罪的妇产科医生黄仁温，就叫他看所有内科外科，以及所有的疑难杂症；逮到另一个因堕胎判罪的妇产科医生晁煌，也照样如法炮制。这种大全科医生每天看，平均看四百人的病，当然是胡看一通，敷衍了事。至于牙病倒是另有牙医，只有每星期一来一次，敷衍几十人后，算是看了，所以理论上，人犯牙疼必须选好时候，牙齿如不识相，乱在星期一以外的时间疼，那可活该（我第一次做政治犯时候，军医冯胖子也是不看病，由台独人犯陈中统做大全科医师代看，冯胖子在旁边看武侠。牙医是警总医务室的工友，因为见多识广，也就每周跑来自告奋勇一次。不过此公只会拔牙，不会补牙，我的一些牙齿都为警总所不齿，故都未能保住，所以我对警总无法咬牙切齿了）。 　　看守所每次看病的场面，是惊人的。大全科医生进到舍房来，在管理员巢边一坐，就以平均两分钟看一人的高速看了病。人犯在通道上蹲成一行，然后逐一蹲着前进，在大全科医生膝前通过，就算完事大吉。感冒来的时候极容易传染，所以打针场面更是惊人，不管多少人，只用一根针管一根针，也不消毒就插入药瓶吸药，然后人犯一排排屁股先准备好，就逐一注射下去，我有一篇文章——《只换屁股不换针》，专写这种今古奇观。 　　福利社营利是禁子牢头正式薪金、奖金以外的另一大财源，所以它的活动是洋洋大观的。福利社营利的基础，是跟管理上的“坚壁清野”直接有关，因为管理上“坚壁清野”，所以人犯的物资来源大受限制，自然就不得不接受福利社的专卖和垄断。例如，福利社要专卖和垄断罐头、糖果、糕饼了，于是接见室就拒收人犯亲友送进来的罐头、糖果、糕饼，但按“羁押法施行细则”第八十五条规定，明明依法可送人罐头、糖果、糕饼，看守所岂不公然违法吗？谁说不是呢？可是违了又怎么样？ 　　按说水果总不能拒收了吧？是不能拒收，但可以刁难得你无法再送。葡萄吗？不行！葡萄会使人犯遣私酒，请拿回去！橘子吗？可以，但请你一个个把皮先剥开，我们才给你登记，因为橘子中间有空，可以把酒注射进去！你这位家属，你看看我们的福利社就在我旁边，为什么不买我们的橘子呢？我们的橘子不要剥皮，买我们的好不好？ 　　“羁押法施行细则”第八十五条只规定可以送水果，但没“细则”到橘子“皮下注射”，台北看守所竟有狱吏大法官可以如此曲解，然后整人犯和人犯亲友，想想看：一个人犯亲友老远的跑来土城，等了几个小时，还送不进去橘子，要蹲在地上一个个代剥橘子皮，这是什么景象；几小时后收到橘子的人犯，独居小房之中，坐在地下，面对十几个全部没皮脏兮兮的橘子，又怎么处理？第一天吃不完，第一天夜里有蟑螂、蚂蚁代吃，第二天也烂得差不多了！ 　　福利社不但供应罐头、糖果、糕饼、水果外，还可供应大菜。1982年1月下旬的大菜菜单是：香菇炖鸡四百元。金针炖鸡四百元、四喜拼盘四百元、牛肉拼盘四百元，诸如此类，至于内容，天知道那是什么香菇、什么金针、什么鸡！当然，如果再加钱，材料和做法自然又不相同。流氓们惜别聚餐，可以叫到上万元的大菜，他们报请主管特准，也请我参加过，吃法是在走廊地k摊开报纸，上放诸盘大菜，大家蹲成一圈（我有一个小板凳），然后绕菜而食之。在市西餐厅吃饭，桌上有菜动人不动的大转盘英文叫Lazy Susan（懒惰的苏珊），我们这种菜不动人动的，实在该叫“忙碌的（男）苏三”，我想，京戏里《苏三起解》的苏三小姐，都不能想像这种地方的高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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