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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哈尔滨(3)

爸爸除在吉林六中做校长外，也在吉林女子师范、吉林大学兼课。他唯一一部著作——《中国文学史》，也写在这个时期。这部《中国文学史》，后来由我加上长序，由文星书店印出来，当时我的长序惹起大风波，经文星书店撕掉长序，才免于被查禁。 　　妈妈名叫张桂贞，吉林永吉人（原籍河北），吉林女子师范毕业。她在辈分上是爸爸的学生，爸爸在吉林女子师范教高班的，妈妈却在低班，没教到。教到的高班学生里面有申若侠，后来嫁给“故宫博物院”副院长庄严。那时候，流行高班学生同低班学生交朋友、合照相，申若侠和张桂贞就合照过，照片至今还保存，可是友谊早就“简直没有来往”了！女人之间的友谊真不可靠。妈妈在学校是锋头人物、是篮球健将，那个时代女子到新学堂念书的不多，所以女学生很拉风。 　　爸爸在吉林六中有一个学生，名叫程烈，后来变成国民党中的名“立法委员”。据说当年因追求我妈，被校长我爸爸开除。师生关系中断几十年后，在台湾恢复，他的儿子程国强在台中一中也做了爸爸的学生，有一次被军训教官陷害，要开除，经爸爸力持交涉，才免于被开除。两代开除恩怨，竟成佳话。前一阵子程国强六十大寿，我是不参加婚丧喜庆的，但被骗去，席上邀我讲话，我说：“幸亏当年我爸爸追我妈成功，幸亏程烈失败了，否则这世界没有李敖，而我就是程国强了。”闻者大笑。 　　妈妈生我时候，已经一连生了四个女儿，这种情形，在那时代，已经有点岌岌可危了。中国汉朝就有“盗不过五女之门”（生了五个女儿的家，连小偷都不去偷）的话，一个媳妇，不老老实实生儿子，却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地生女儿，这成什么话？幸亏我应运而生，使妈妈立刻从“败部复活”，帮了她的忙不少。在生我以后，妈妈又故态复萌，连生了两个妹妹，那时我在家中地位如日中天，直到最后弟弟出世，才算两权分立。六女二男，就是我的同胞情况。大姊李珉，北京辅仁大学毕业，名妇产科医生，嫁给周克敏，现在大陆；二姊李珣，北京燕京大学（后改北京大学）毕业，工程专家，嫁给汤克勤，现在大陆；三姊李琳，台北师范大学毕业，嫁给石锦，现在美国；四姊李峥，台北台大护校毕业，嫁给张立豫，现在美国；大妹李珈，台中静宜学院毕业，嫁给陈大革，现在美国；小妹李璎，台北实践家专毕业，嫁给叶成有，现在美国；弟弟李放，台中一中毕业，与王自义结婚，移民加拿大。 　　外祖父（我们叫老爷）名叫张人权，这个名字倒满有时代意义。他长得身材高大，相貌堂堂，威严无比。他有一张大照片，一直挂在家里，照片中的眼睛不论你从那个角度望去，好像都一直盯着你，叫人为之生畏，为之想到乔治·欧威尔《1984年》中的“老大哥”。 　　老爷是哈尔滨警察局下一个分局的局长，他为人耿直，不喜欢拍马屁。他的上司在台上，他不理、不买账；他的上司垮了台，他却跑去“烧冷灶”。 　　外祖母（我们叫姥姥）是一位胖太太，胖得自然不会背挺得直，老爷是衣着笔挺背也笔挺的威严人物，经常对姥姥说：“老太太，把背挺起来、挺起来！”姥姥却不太理会他。姥姥唯一理会的是老爷有爱讨姨太太的毛玻老爷喜欢讨姨太太，本来是说说的，后来真的讨了一个回来，但是不久姨太太就离去了。老爷还不死心，还想讨，但是不久他就死了。老爷死后，姥姥就同我们合住，一直到她死去。 　　姥姥只生了三个女儿，没有儿子，这大概也是老爷要讨姨太太的主要理由。三个女儿是老大（妈妈、大排行是老二）、老二（我们叫三姨）、老三（我们叫老姨）。三姨亲上加亲嫁给五叔，生一男一女。老姨嫁给李子卓，生了一个儿子。李子卓是我的长辈中唯一一个国民党，并且还是“外戚”级的。我家同国民党素无渊源，在一党独大下，家世清白，于此可见。 　　从1926年爸爸北大毕业回到东北起，到1936年我一岁这十年间，是我们在东北老家生活的最重要十年。这十年间，爷爷退休、爸爸结婚、老爷死去、妈妈生了四个姊妹之后再生了我，全家局面，已是浩浩荡荡。计开：爷爷、奶奶、姥姥、爸爸、妈妈、五叔、三姨、四姑、老姨、老姑、大姊、二姊、三姊、四姊和我，外加大爷、大娘一系四位，并达十九口之多。爸爸仰事俯蓄、平辈支援，负担之重，也就可想而知。 　　九一八事变前，东北正是黄金时代；九一八事变后，发光的未必都是金子，东北人民泪尽胡尘，饱尝做亡国奴的痛苦与辛酸。爸爸一直计划全家离开东北，进入关内，不受日本鬼子的统治，可是种种困难，未能如愿。到了1937年（民国二十六年），他终于做到了举家南迁的大手笔，十九口浩浩荡荡，迁到北京（国民党改为北平），完成了他的“出满洲记”。这时，我以二岁的年纪，离开了哈尔滨，从此我的家，不在东北松花江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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