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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条荒谬的法律(1)

去年十月一号，我在《传记文学》和《文星》杂志上同时发表了两篇现代史的文章，一篇是批评徐道邻先生的；一篇是批评胡秋原朱生的，我批评他们的重点是说他们曲解现代史，并改写亲人或本人的历史。我写这种文章只不过是在维护一个学历史的人起码的求真态度，也无异在从事一个以研究现代史为职务的人的职务报告。我这样做，压根儿就设想到有什么“诽谤罪”会掉到头上来，因为在我们的刑法第三百一十条中明明规定着“以善意发表言论”，“对于可受公评之事，而为适当之评论者”是“不罚”的。 　　可是，像许多“因史贾祸”的倒霉人儿一样，我却吃上了官司——胡秋原先生在法院控告我，第一次宣布我有五大罪（其中包括四小罪），第二次宣布我有十八大罪（其中包括三十八小罪），加在一起，足有大罪二十三，小罪四十二，此外还滴滴答答的有些零星小小罪。这些大罪小罪小小罪，我必须抱歉我直到今天还没“发掘”清楚——我所以用“发掘”两个字，实在是因为胡秋原先生的深文周内的技术太缠绵了、太不清楚了——和他那些疲劳轰炸式的长文章一样，教你看得头昏脑胀，还看不出个所以然！唯一的感觉是他把你缠得有点神志不清，好像真觉得罪该万死了。这种效果，也许正是胡秋原先生的战术吧？ 　　既然硬把学术问题扯到法院里来裁判，我也只好收下传票，对簿公堂。打官司，在过去要找“刑名师爷”，现在要请律师，可是我是一个穷光蛋，哪儿来钱请律师？虽然前后有三位素不相识的律师愿意义务代我辩护，但是我有一点怪毛病，总觉得空空劳动人家说不过去，所以我最后决定：“不请律师了，还是自己来。” 　　出庭的时候，胡秋原先生除了委托了一位律师以外，还当庭宣布他自已就有律师资格。这种宣布引起我一点考证的兴趣，我心里想：“胡秋原怎么会有律师资格呢？” 　　退庭以后，我仔细研究他的履历，发现他从闽变叛国时荣任所谓“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文化委员会的委员开始，三十年来，从来就没有过什么律师的头衔，而他这次出庭，居然表演本人既是律师却又另请一个律师的手法，这不是奇怪么？ 　　这个答案，在我翻看《六法全书》的时候居然找到了。 　　台湾“律师法”第一条记载着： 　　……经律师考试及格者。得充律师。有下列资格之一者。前项考试。以检核行之。 　　三、有法院组织法第三十三条第四款或第三十七条第五款之资格者。 　　再查“法院组织法”第三十六条，是这样的： 　　简任推事或检察官。应就有下列资格之一者遴任之。 　　三、曾任立法委员三年以上者。根据这两条法律，想不到原来“律师”和“简任推事或检察官”只消当了三年立法委员就可唾手而得！ 　　这种荒唐的法律，是任何文明社会所没有的怪法律！ 　　其实怪还不止此呢！“法院组织法”第三十八条上又说着： 　　最高法院院长。应就有下列资格之一者遴任之。 　　三、曾任立法委员五年以上者。原来当了五年立法委员就可以做“最高法院院长”！ 　　还有，更妙的，“司法院组织法”第四条： 　　大法官应具有下列资格之一。 　　二、曾任立法委员九年以上而有特殊贡献者。原来当了九年立法委员还可以做“大法官”！ 　　我们的立法委员真会立法，我们的立法委员会立法立得使他们无所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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