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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医师法”与废止中医(1)

堂堂“中华民国”的“医师法”，是一部要不得的“医师法”！ 　　这部“医师法”，本是一部乱拼杂凑的法律，它形成于十九年前（民国三十二年）的九月二十二号。五年以后（民国三十七年）的十二月二十八号，做过一次修正，可是只改了三个字。其他一切照样施行、照样贻害社会！ 　　最近，听说立法院又要修改“医师法”了，站在一个小百姓的立场，我们不能不关心修改的情况，因为今天从事修改的人，正是六年七个月前通过议案，请政府设立“中医学校”和“中国医药研究机构”的人！他们为历史留下的那次违背时代潮流的纪录，在我们小百姓脑袋里还记忆犹新，我们怎么能不关切他们在修改“医师法”时，会不会又闹一次笑话？ 　　为了了解现在的“医师法”如何要不得，我们不得不迫溯一下“医师法”是怎么来的。 　　“医师法”的历史背景 　　中国人对于疾病的观念本来就是充满迷信色彩的，他们认为生病的原因是神仙赐的，所以着要病好，也非得求神问卜不可，而求神间卜的法子，则莫过于祷告。所以周武王病了，他的弟弟周公要祷告一阵；孔夫子病了，他的学生子路要祷告一阵。换句话说，能祷告就等于能治病，祷告是“巫’’的责任；治病是“医”的专职，“巫医”连称，向来是不分家的。 　　历史上传说神农、黄帝对于医药的贡献，根本全是鬼话。中国医术比较可考的起源是在殷朝，值得称为鼻祖的是“巫彭”和“巫咸”。（楚辞中七次提到他们，后来的儒者如王逸、颜师古都以为“巫咸”是一个人，完全错了！）从这个人开始，算为中国医术奠定了千古不拔的基础———个巫医不分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几千年来，中国医术就一直走不上科学的正路。至多只有医术，根本称不上医“学”。 　　但是，有一件妙事是，中国历代都有披着“革新医术”的外衣的人出现，这种人总觉得他能振衰起敝，刷新二代医术，给病人带来光芒。 　　从殷朝的皇帝祖甲开始，就是这种“中医救星”的来临。，祖甲表面上好像取消了卜疾的迷信，但是他所信奉的药物却又完全被玄学笼罩着，根本还在迷信圈里讨生活。后来的扁鹊又是救星式的人物，他宣言“信巫不信医不治”的话，可是他所信的“医”是什么？还不是诗张为幻的玄谈！从扁鹊以降，中国历史上代有名医：如淳于意、张机、华忙、王叔和、皇甫谧、葛洪、褚澄、陶弘景、徐之才、巢元方、孙思邈、钱乙、张元素、罗知悌、戴思恭、张介宾、喻昌、陆懋修……这些历朝各代的“歧伯”、“雷公”都曾成为中国病人们的偶像，他们的所谓“歧黄妙术”也占据了每一个病人的心房。直到洋：鬼子的洋船出现，病人们才开始矛盾起来。 　　第一个开始矛盾的大名人是清朝的康熙皇帝。他在位的第三十二年（一六九三），突然害了疟疾。当时伺候在他左右的黄种御医们人人束手，最后请来了法国鬼子刘应（MgrClaudus de Visdelou），服下了来自印度的奎宁，才算圣体康复，皆大欢喜。 　　这件被人忽略的往事，在历史上实在具有深远的意义，因为它给西方医学一个最有力的声援。在这个声援下，一百六十三年（一八五六，咸丰六年）以后，一个默默无闻的者广在广州上了岸，他的名字叫黄宽，是从英国回来的留学生，也是有史以来第一个得到医学博士的中国人。 　　此后的局面是，中西医的对立不再是中国“儒医”与外国）“教士医”的争执了，而是黄色皮肤下“国医”与“西医”的斗法：了！ 　　一个单凭“祖传秘方”、“五运”、“六气”、“寸关尺”的原始医术，在严格的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细菌学、临床诊断学的回刚，县不能有丝毫抗衡的能力是显然可见的。所以，很快的，西方医学便走上了一个反客为主的趋势。 　　清朝道光十五年（一八三五），外国人已在中国创办了第一所西医“学校”（PeterParker的“广州基督教医院”）；三十年后（一八六五，同治四年），中国人自己办的第一所西医“学校”（北京“同文馆”特设科学系）也开始了。但是很快的，在中医的势力逐渐式微的时候，“和平共存”的法子就被想了出来。一些聪明人想出了中西合璧的医学教育，他们最辉煌的试验是光绪二十九年（一九0三）三月由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添设的“医学实业馆”，招来几十个学生，合授中西医学。可是这个好梦却做不了多久，民国以后，中国医术在正派的高等教育里，终于被赶出了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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