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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钟理和先生

　　大约在两星期前，华苓打电话来说某处所选中译英的短篇小说，尚缺少本省作家的作品，要我代找。这个消息使我很兴奋，立刻就近要了文心、清文的，同时写信给肇政和钟理和先生，要他们寄几篇来选，因为他们几位都是常写小说的本省籍作家。华苓在催，但是钟理和先生的却迟迟未到，我只好选了他在《联副》不久前刊过的一篇《还乡记》凑上送去。接着他的四篇剪报寄来了，所附的信是别人代笔署他的名写的，我可以猜想到他一定是病了，因为起起倒倒对于他已经是常事了。但过了两天，却又接到理和先生的亲笔信，他说他突然病倒了，这回病得凶狠些，所以所要的剪报迟寄来，同时他又说他所选的四篇作品，在他是有意义的，因为他写的是乡土的台湾，都市的台湾自有别的作家去写。我的工作忙忙乱乱，还来不及写信谢谢他，并且告诉他说已经来不及，所有的稿子都已送走，而今天便又接到一封寄自高雄美浓镇的信，笔迹不是理和自己的，我猜想一定是他细心要修改稿件的信。接信的当时，我从木栅回来，人很疲乏，吃了午饭睡觉第一，午觉醒来才拆开信，那上面写着：

　　海音女士：

　　家父于8月3日突然老病复发，4日终于不治辞世，5日下午依遗言火化。事出仓猝，不能及时通知，请原谅。

　　前些日子寄去的作品，用完后请替我寄回来，以后希望您仍像以前一样的照顾我们。还有好些作品没有出版，我希望将来能把他的作品集成一集出版。《笠山农场》父亲遗言要请您跟肇政叔叔设法出版，现在原稿在台北，已经写信去要了，接到后即将寄给您们。心里慌乱，言语无绪。敬祝，大安

　　钟铁民拜　8月7日

　　看了这封信，我愣住了，因为理和先生的死，似在意料中，又出乎意外。他在本刊那篇万字连载《复活》是5日才刊毕，他4日已经死了，这可能是他在世所见到他的最后一篇刊出的作品，而相信他日前写来的短信，也可能是他生前写的最后的一封信。想到他和《联副》两年来的写作的关系，以及对他的敬佩和认识，似乎不会使我的心情平复，同时本刊的读者，在读了理和先生的许多作品以后，也会对这位默默一生的作者寄予无限的怀念吧！

　　从理和先生的作品中，读者也会看出他是一位不快乐的作者，因为在他的作品中难得——不，简直从没有看见过“欢乐”与“诙谐”的场面，而多的是“悲悯”和“忧伤”。每读他的作品都使人心情沉重起来，有欲哭无泪的感觉。但是他并不是一个卖弄笔墨来赚取读者的眼泪或同情的作家，而是他写作和生活的背景，正有着无限的辛酸，笔触所及，不由要流露出来。理和先生一生热爱写作，从年轻到死亡，他所写的，在情感上毫无虚构，这正应了贝多芬的名言：

　　“为何我写作？我心中所蕴蓄的，必须流露出来，所以我写作。”

　　但可怜的是他一直盼着有一本自己的集子出版，却到死也没有实现。

　　理和先生今年四十六岁，一生除了热爱写作外，没有辉煌的记历和学历，而更不幸的是十几年来一直在和肺病搏斗。他在第一次通信上便沉痛地写说：“我在一个人生涯中最为有用的少壮之年便罹此疾，空让大好时光虚掷，自思此生已无多大希望，今后倘能当名小卒，呐喊呐喊为文坛添点热闹，于愿足矣！”

　　然而这点愿望也不能让他完全地达到，他还有些作品尚未发表，但当我们再读到他的作品时，这个人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了。

　　钟理和先生的平凡（也不平凡！）的一生，是这样的：

　　他的学历仅仅是日据时代的高小毕业再上一年半的村塾（读汉文）而已，而实际上，村塾所读的汉文，对于他后来的写作，并没有什么大帮助，因为当时所读的都是古文。在日据时代，政治环境是那样地恶劣，一切条件都不适合一个人成为一个中国文的作家，所以他有了今天的成就，除了酷爱文艺的起码条件以外，还是有赖于他个人的遭际。

　　他自己曾说过他的写作生涯的最初动机：

　　我少时有三个好友，其中一个是我异母兄弟，我们都有良好的理想。我们四个人中，三个人顺利地升学了，一个人名落孙山，这个人就是我。这事给我的刺激很大，它深深地刺伤了我的心，我私下抱定由别种途径赶上他们的野。心。这是最初的动机，但尚未定型。

　　他在高小读书时，借着由父亲手里得到的一点点阅读能力，热心地浏览中文古体小说，一部《杨文广平蛮十八洞》，可以说是他启蒙的中国小说了。后来他进入村塾后，阅读能力提高了，随着阅读的范围也增广了！举凡当时能够搜罗到手的古体小说，莫不广加涉猎，后来更由高雄、嘉义等地买来新体小说。当时祖国大陆上正是五四之后，新文学风起云涌，当时很多名作家的选集，在台湾也可以买到。那些新文艺作品，几乎使他废寝忘食地倾读着。于是在熟读之余，便也偶尔拿起笔来写。有一次他把改作后的一篇短文拿给他的兄弟看，他默默地看过后忽然对理和先生说：“你也许可以写小说。”他虽然不明白兄弟的这句话，究竟是出于无心还是有感，但对理和先生来说，却是一句重要的话。以后他的兄弟到台北到日本，都常常给他寄来文艺理论的书籍。他兄弟的这种做法，使他不断地和文艺发生关系，他后来从事文艺工作，兄弟的鼓励有很大关系。

　　但是把他更驱向文艺的，却是他的婚姻！

　　当理和先生读完了一年半的村塾，第二年他十九岁，家里从屏东县迁到现在的地方来开拓山林，而就在那里，他认识了一个农场的女工平妹，并且爱上了平妹，不幸的是女工也姓钟，同姓联姻，在本省是大忌，他自述说：

　　我们受到旧社会的压力之巨和为贯彻初衷所付的代价之巨，是无法形容的。这是我生平的又一次刺激。被压迫的苦闷和悲愤，几乎把我压毁。这时候我兄弟的那句话开始对我发生影响了，我借笔墨来发泄蕴藏在心中的感情的风暴。这思想把我更深地趋向文艺。由此时起，要做作家的愿望开始在心中萌芽了。

　　1938年夏天，他只身跑到中国的东北，1940年便回台湾把他的平妹带走。平妹也就是他的妻，这个结合对他太不容易了。而平妹呢？在贫病交迫的日子里，她勇敢地又背起了犁耙回到农场，现在她还是一个耕种着四分田和养着几只猪的农妇。读者在理和先生的作品中，早已看到一个那样忍耐着丈夫的病、家庭的贫的主妇，如果说平妹嫁给理和先生没有得到什么吗？她得来的却是全部的爱，一直到死！现在他们有四个孩子，一个读高中，一个读国校，两个还小，生活一直不如理想，理和先生死了，更不堪想象。

　　二十年来，理和先生并没有过一个固定的职业。当他1938年到东北去，是做着驾驶汽车的工作，后来在公司里工作。1941年，他们移居北平，在文化古城中加强了他要做作家的愿望，虽然他的工作一向没有和“文化”有关，他在北平经营的是“煤炭零售商”！但是他几乎把全副的精力花在写作和自修上了。

　　最不幸的是他的病。1946年他回到台湾来，初担任县立初中代用教员，但转过年的年初就得病，后来进松山疗养院，开刀切去了七条肋骨，一个人只剩半个了！这期间他没有写作，但是1950年出院回到乡下的家里，便在疗养中继续他热爱的写作。这时好像完全达到他的夙愿了，因为事实上他不能担任任何工作，看书、写作，不正是他所希望的吗？然而时好时坏的病体，实在是在挣扎中生活的。

　　在这种情形下，他的笔触何来幽默与欢乐？但是他从不发牢骚，本着他热爱文艺的意志，尽情地写作下去。平妹，下田种着地，上山砍着柴，她也从不抱怨。

　　理和先生在病后的作品多属短篇，而且也多在《联副》发表，其他刊物如《自由青年》上也间或发表一两篇。唯一的长篇小说《笠山农场》是曾得文艺会奖的，但一直不得机会出版单行本。

　　一个一生的精力付诸写作的人，盼望着有一本自己的集子出版，该不算奢侈吧，但是一直到死，理和先生的小小愿望就没有达到，但是谁又想到他这样突然地离去了呢？

　　不久以前我曾在通信中向理和先生谈及说，台北的西区扶轮社（全部本省籍会员）对于本省的文化年年都奖励，我很想建议他们掏出点钱来出版一本省籍作家的作品合集。理和先生很高兴，写信频频询及，但是我还没碰到什么机会向什么人去讲呢，理和先生已经不在世了。他临死的遗言要肇政和我帮他出版集子。对于这样一位作家，我们应当尽力而为，为了安慰他，也为了这是我们应当做的事。

　　1960年8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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