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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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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在天朗气清的初秋。 就在这一刻,我忽尔原谅了健如与惜如,且同情金旭晖。 承受现世报应的滋味绝对绝对的难受。 他们在惨败之中,寻求一点发泄,就随他们去吧! 健如的两记耳光打醒了我,重拾做人的信念。 只要我基本上凭良知做事,还是能好好地活下去,等候更漂亮的日子来临。 当然,黎明前必有黑暗。 中国大陆上的文化大革命令香港人心惶惶,再下来时局不定,使股市糜烂,甚而一撅不振。 所有抵押给唐襄年的资产其实一再贬值,只是债权人没有埋怨,没有施加丝毫压力,已是不幸之中的大幸。 我只能辛苦经营金氏,所有的盈利仅足以应付欠债的利息。 这已经比其他如一潭死水的行业幸运得多了。 人际关系方面,跟市面的景况一样恶劣,有一点点像寂静的街头,寥落清冷,而又随时会有个刻意地破坏安宁的炸弹引爆似的。 我跟傅菁的来往,已不如以往的热烈。 彼此都起了戒心。 我弄不清楚在伟特事件之中,她所扮演的角色。我也不敢肯定我有没有被出卖,傅菁背弃我的程度究竟有多少。 傅菁那一方面,在金旭晖已经与我公然为敌时,她格外地与我亲热,也是很说不过去的。 当她仍然拥有那个金旭晖之妻的身分时,有一个底线是要界定的。 这情况,我很能理解。 唐襄年方面,心理上一直混淆不清,不知是不是有点因为他没有乘我之危,陷我于“不义”,从而引致有点不安与自卑,因而与他少见了,还是因为觉得对他欠负日多,已濒临不胜负荷的境地?那就相见不如不见了。 他不时还是提着那句话: “只要你肯嫁我,我去办妥离婚手续,不惜工本地恢复自由身。” 我总是笑着回答: “你现今还不算是自由身吗,还不如继续花天酒地,左拥右抱来得潇洒。” 唐襄年扬扬眉,答: “也未尝无理,而且到不了手的人,永远维持魅力。有缺憾的人生才会更感到自己在享受其他乐趣。” 于是,我和他见面也是很少。 方健如与方惜如没有跟我主动来往,可仍然住在我名下及抵押给了唐襄年的房子里。 唐襄年曾说: “没想到方惜如的那次意外,大彻大悟的人是你。我佩服你现在的胸襟。” 对于两个妹子,我不再仇恨。 她们的凄苦,只有做女人的才会心知。 我根本不敢想象方惜如的日子怎么过,终生不育对她不只是切断了控制金旭晖的凭借,更无与他讨价还价的能力,而且是上天惩罚她的明证。 没有比这更令她感到羞愧的了。活脱脱是在脸上刺了罪名,永远洗不脱。 自建牢宠关进自己的心,我相信方惜如一辈子痛悔莫及。 可恨的只有一个人,这人是金旭晖。 我意识到他与我之间还要一决雌雄。 我静候着决战之日的来临。 最能放开怀抱,畅谈生活的人竟是长居佛寺的三姨奶奶。 差不多每个礼拜,她回到市区来看望儿媳时,都上我家逗着我的孩子玩乐一个下午。 一个经历过大时代转逆而变更人生价值与个性的人,与她的接触,显得额外地有意思。 三姨奶奶的祥和予我很大的平安感觉。 她最近才对我说: “耀晖经常有信寄回来给我,他要我问候你。” 我支吾地应: “嗯,”实情是我跟耀晖没有积极的书信来往,彼此都有点莫名的恐惧。他离港前的表态,他和我都不会忘记。 “他念书的成绩很好,硕士毕业了的这些日子,一边在美国工作,一边深造,这孩子顶会计划将来。” “他不打算回来吗?”我问。 “信里没有提,男儿志在四方,他似乎喜欢异邦的生活。” “耀晖今年几岁了?” “大概有二十四、五岁了吧。”三姨奶奶问,“怎么呢?” “没有什么,随便问问罢了。” 实情当然不是随便问问,而是另外有所打算与准备。 金耀晖到了二十八岁,就可以直接管治他名下的财产了。 那时金家的天下三分,是何局面呢? 金旭晖会怎么样应付我和金耀晖? 金耀晖又会不会因为与我的微妙感情而在他大权在握时做出些什么行动来? 人情与事理总是错综复杂,缠绕难清。 六十年代最紧张的阶段终于成为过去了。 香港这块福地,又发挥了神秘而稀奇的威力,创造出另一番新气象。 一踏进七十年代,股市就开始攀升,牛市复现,人心振奋。 市面的萧条渐渐隐退,人们对过去几年于投资上所经历的损失与惨痛,已忘个一干二净。 谁都在厉兵秣马,横刀上阵,再战江湖。 只有我没有这番资格。 年前方惜如陷害我,伟特药厂的一役使我负债累累。 家庭经济真是只得表面风光而已。 唐襄年安慰我说: “心如,是你翻身的时候了。” “本钱呢,哪儿找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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