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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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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问阿嬷:“你要输多少?”只见她早已把红包收妥,手握几张百元,输完就作罢,谨慎守财。记忆中,阿嬷从未开口向我们要钱,她与我母都是向孩子拿钱会害羞不自在的那款人。她的物质欲望等于零,三餐温饱已是大满足,从不在意衣着宝饰,几件家常衣服大多是我母踩缝衣机帮她做的或是屘姑买的。家常用度又极节省,即使我们给她的年节红包或小零用,她也会体恤我们甫成家立业赚钱辛苦而退还大半。平日买东西给她,必遭“讨债”之议,以“赚钱是徒,存钱是师”勉励我们薪水多不算什么,存得下钱才是师父。劝勉之语讲多了,听者藐藐,每次购物给她,她必问多少钱,我们都会自动打折,“五十元”是较常用的数字。过年的红包,是她认可愿意收的,因此,我们趁这机会倾囊以授,而牌桌上,更是最佳时机。 骰子大战开打,阿嬷的赌性被挑起,亦跟我们一样吆喝有声:“十——八啦!”“扁——精啦!”我们玩真的,跟她,玩假的;她每次押一百,一掷,立即有人报数:“阿嬷十点,有了有了!赚一百!”东家立即赔她,其实碗内的骰子还在转且最后的数字很难看。她颇得意自己的手气不错,旁边的孙儿再甜言蜜语灌一点迷汤、演一点即兴戏,她一辈子都没发现孙儿们以极佳的默契像一群赌徒联合起来对她诈赌一二十年。有狡黠者怂恿她:“嬷,押卡多一下,五百啦!”她犹豫,恐怕输了可惜,狡黠者说:“免惊啦,给它押落去就对了!”那做庄的暗恨在心,自牙缝蹦出一句:“你给我记住!”我母已看得哈哈大笑,出言欲拆穿真相,孔武有力之人捂住她的嘴以免坏了大局。看阿嬷喃喃自语且忐忑之状,我们皆暗笑,终于,她数出五张下押,一掷,庄家自动送上五百放她面前,敬业的演员们齐声配乐:“有了!有了!” 我们合演一出年度大戏,博阿嬷欢心。一场豪赌,进账颇丰,常让她高兴大半年。阿母常说:“你阿嬷有价值(值得),查某子友孝,你们这些孙仔也友孝!”其实,最孝顺的是她,阿嬷若没有这个与她同食共眠、情同母女的媳妇,其晚年或许是另一种境况。 阿嬷是一个极自尊也自立自强的人,她与我母都是支柱,既是支柱,意味着我们长期依靠她们胜过她们依赖我们,因此也就容易忽略其身心变化。阿嬷一向健康,从不服药,连一罐保健食品也没让我们花钱买过,她又是极端忍耐的人,从不对人喊这痛那痛,若有小恙,“困一下就好”,果然也就好了。如今回想,我们对她的身体老化过程是疏忽的,在欠缺侍老经验与医疗常识的情况下,忽略了她是一个这么坚强、独立的人,靠自己默默消化身体衰老所带来的不适,不愿占据我们的时间带她寻医,等到她出声说:“目周奈也雾雾看拢无?”一检查,角膜溃烂,已是不可挽回。 那几年,全靠我母我姑我妹带她四处求医问神,天南地北都去了,束手无策。 八十岁左右,视力流逝殆尽。她说:“唉,我这目周是哭你老爸哭过头,才会青瞑(瞎)!”彷佛,大部分的她留在世间陪我们,两只眼睛提早退役去找她的心肝子。 即使如此,她也不太抱怨。靠着光影轮廓,摸索着洗米煮饭,收、折衣服,绝不让自己变成一个闲在那儿抱怨、要人服侍的老人。她看不见钟面,丽妹买了咕咕报时钟,让她知道时间。我们将电话设定成快速拨号,做记号,让她可以通联。点眼药水变成一日大事,一张面纸折过来迭过去就是不肯浪费。后来,我买了一只小布袋,装药膏药水面纸,挂在她胸前,状似幼儿园孩童的打扮。 阿嬷一生的习惯是,吃完饭,碗筷自行拿到厨房洗毕,她如此教我们,自己也以身作则。如今眼弱,饭粒菜屑掉在桌上地上,吃饱起身,还要摸索着拿到厨房,常踩得油腻腻黏答答,我们要她放着就好,她改不过来,维持多年直到全盲了才停止。这些生活细节,不是大事,但每日发生,形成考验。幸好,阿嬷跟我们生活在一起,自来都是打打闹闹的说话方式,不必因老病而听到不悦耳的评语。有时候,只有血缘至亲才能包容长辈在老化过程中必然会出现的、不宜启齿的身体变化。从小,阿嬷为我们把屎把尿从未嫌恶,现在,换我母与我们回报她。 因着敏锐的自尊感受与形象考量,阿嬷不再与我们同桌吃饭。既然劝不动,也就顺她的意让她自在。她一人坐在沙发上,静静看着她看不清楚的前方,听着我们在餐桌上喧哗笑闹。偶尔,她会一一点名曾孙,问:“有没有去吃饭?”我们总是为她现场转播,让她能对照声音而想象画面。等我们吃罢,她才愿意坐上老位置,还要一一点名问:“有吃饱莫?”好像要确定我们都吃饱了,她才能放心吃。有时,嫌她一问再问,干脆撩起衣服,牵她的手来摸肚:“你看,吃到饱歪歪!”她也觉得好笑,果然不再问。我母帮她备一大碗,布满饭菜,她端碗慢慢划食,食欲甚佳。尚未下桌、喝着小酒的人为她描述菜色,剥虾夹鱼放入她的碗中,邀她:“嬷,欲饮酒莫?”她必然回绝道:“哎呀,啧啧,我不敢!”却爱问有没有配酒的菜,汤是否冷丝丝?我母总会再快炒一菜,重新热汤,阿嬷喜欢喝汤,咻咻有声,彷佛从中获得举杯共饮的快乐。 阿嬷渐渐失去自行散步的乐趣,出门必须有人陪。所幸屘姑就在隔壁,牵她到那儿闲话家常,颇能解闷。远程则与我母回乡,住二姑家,与老邻、房亲相聚。充电几日,回台北总有讲不完的剧情。阿嬷从不听广播不看电视,回乡见闻变成材料,在她脑中上演乡土大戏,供自己解闷。 随着视力衰退,我们察觉必须从她的角度来与她相处,而不是从自己的习惯。家中摆设、对象位置,不可随便更动,以免靠空间记忆及触觉摸索的她在自己家中迷路。扶她走路,必须比卫星导航还详尽,要不,她会因害怕而不敢举步,譬如:“嬷,直直走,无车无人,你大步走没关系。稍等,前面有花盆,闪左边一点,好,继续走,五步以后有两个阶,好,现在路都是平的,快到了!” 有一天,下雨的早晨,我牵阿嬷下楼,一面撑伞一面口述路况,走向停在大门斜对面的车。对一般人而言仅有十几步的距离,对她来说却是一段缓慢的路程。就在我小心翼翼地扶她前行的时候,一辆不耐等待的车对我们按了三次喇叭。我极度愤怒,察觉自己有一只脚已跨过理智界限,想冲过去拍打车窗用我阿嬷从前的土话骂他:“你目周青瞑没看到老大人是莫?稍等一下会死喔?”但我理智地(或是怯懦地)克制自己的情绪,因为不可以把阿嬷丢在路中央淋雨。待我们坐进车内,愤怒的情绪不知怎地联结到内心深处的伤痛,我被一股从未有过的感慨淹没了:我阿嬷一生都被看不起,我阿母一生都被看不起,而我从未保护过她们! 她们的公道在哪里?在平安长大的我们身上,还是在我尚不忍破土的文字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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