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的灯(1)_华严

一

　　§一

　　那温煦的、潮湿的、芬芳的、使人心里觉得高兴又觉得惆怅的春风，吹拂着上海市一所最高学府的钟楼。这钟楼高高耸入空中，好像这学校的首脑。它为着自己的雄伟壮丽；最主要的，六十多年来培植的无数英才，来日方长的造福人群的艰巨任务，感到十分的骄傲。从春天到冬天，从太阳上升到沉落，它不停不息地工作着，那宏亮的钟声萦回空中，也永远不曾改变。

　　事实上，最感到骄傲的是我们这蚂蚁样、熙来攘往在钟楼底下的年轻的一群。我们挺着胸，昂着首，挟着一寸来厚的书本，肆无忌惮地谈着天说着地，活跃在这偌大校院的每一个角落里。我们的心最低限度要和钟楼同较量，钟楼对着太阳，太阳对着宇宙，它们的心却是我们永远无法忖度的。

　　屈指来算，我来到这所大学，这已是第二次的春天来临了。记得刚跨进这大铁们说不清的心慌意乱。那神气十足的高年级学长，那卓尔不群的教授，都好像自天下降。不会使我脸红的只有树上落下的黄叶，轻悄悄地飘堕在我脚旁，一点也没有惊扰胆小的人的意思。再一度看到黄叶飘落，我已经踏遍校院中的每已条路：水泥的、铺石子的、黄土泥的、长满杂草的，甚至竖着“不准践踏”的牌子的草坪。每已举步，每一落脚，都给我加添了一分自信心。如今，这钟楼底下红砖砌成的大楼前面，又开满了一列嫩白绯红的桃花，在挟着生意的春风中乱点着头又乱摇着头。我每日怀着惋惜的心情，踏过落在地上的花瓣；应该满足的心中，却又酝酿起一些新的、无法形容的、空虚的感觉了。

　　有人说：“大学时期，是你一生中最好的恋爱时期。”我不知道这句话究竟对不对；但是，既然有人这样说，即使你决心不理会，也还是常常会把它记起。围绕在学校后方那一条弯曲而幽静的河水，终日缓缓地流，不知道曾经照过多少双双对对同学情侣的倩影；形单影只的人，不免又短修了一门必修科般的不自在。

　　说一句老实话，我刚来这学校没几天，便在脚踏车前面的藤筐中，发现一封表达倾慕的信。截至今日，倘若把那些追求的男子们的名字连成一串，怕不会比一篇国父遗嘱上的字眼短多少。但是，天知道我对那些抛皮球似的，把情感乱抛到别人头上的人们，偏见是如何的深。一方面我冷眼旁观：这一个鼻子太扁，那一个头发上香油太多，有的一开口便说到“钱”，有的在第一封信里便用了不下十几二十几个的“爱”字。王眉贞，我的从小学直到现在都是同学兼好朋友，便常常这样责怪我：“你呀，凌净华呀，过分吹毛求疵了！花些时间认识他们吧，你便会发觉他们都有可爱的地方。古语说：‘玉不琢，不成器’花些时间把他们琢磨起来呀！”这位圆脸孔上安放着适当的五官，胴体和四肢像经过搓汤圆的手搓过那般圆的大姑娘，对我真是好。有时候，我何尝不想考虑一番她的话？但是，拿一只太扁的鼻子，和一块未经琢磨的玉石放在一起来讲，随便我怎样考虑，总无法考虑通她的道理来的。

　　说到我自己，我实在不敢相信是像同学们口中所说的那么美。常常我对着镜子，或是趁没有人看见的时候朝它笑一笑，虽然没有哪一个部位看来不顺眼；大麻子的女人对着镜子，也会觉得自己的麻点麻得非常艺术。同学们固然用不着假话谄媚我，我的七十五岁的老祖母时时说我美，只因为她太爱我，如果我有一对斗鸡眼，在她的眼里还是美。在这种情形下，我有时满意自己长得美，有时又担心自己长得丑。我岂只对自己外表这一项认识不正确？要想圈在“准确”的那一个点子上，却怕比在玻璃板上拈捉一粒水银珠子还要难啊！

　　提起了老祖母，我真得先唠叨几句我的家庭，我是父母的独生女，我的父亲是他父母的独生子。（一位夭逝的叔父不算。）抗战胜利那一年，父亲携着母亲到东南百余里外的一个小岛屿去。在那儿，他实现了一桩心愿：办了一所救助当地渔民的义学。为了我的学业，祖母和我留在我的出生地——繁华并人烟稠密的世界第七大都会中。我们位居于沪西的一幢两层小楼房，因此更见寂寞了。一个六十余岁的祖母当年的陪嫁丫头多宝姊以外，便是一只浑身白毛茸茸刚刚长成的雌猫。即使它有时候故意和我过不去，把吃剩下的老鼠尾巴藏在我的床下，我们四个有生命者中间的情感，也还是和洽无忤的。

　　祖父在他四十五岁那年逝去。祖母是一位智慧的女人，她永远知道怎样带着微笑，来应付落在她身上的困苦和灾难。她常常告诉我说：“如果‘苦难’是一只马蜂，那么‘忧愁’便是它唯一能够携带的刺人的针；世界上没有不能解决的事，只看你怎样善用你的智慧。”

　　老人家的话由她说，我却是由我落眼泪。我并不是已经遇着过什么样的“马蜂”，自我有了记忆的时候开始，便不曾同一般小孩子样的活泼和快乐。父亲不慕名利，连带也不慕朋友。我们虽然驻足在远东第一大商埠的不夜城市中，却寂寞冷静，像处身孤立海中的小岛屿。记得那些夜晚，父亲在灯下阅读古书，母亲在一旁缝纫或是编织毛线，祖母坐在摇椅上，手里多半离不了那驼子样的水烟筒。我坐在地板上看故事，看到高兴的时候忍不住笑出声来，但马上便会接到父亲或母亲投来的谴责和阻止的目光。看我涨红了脸双手掩口，祖母的摇椅便嘎呀嘎呀地摇起来，老人家还咈呀咈地吹纸捻子，那失去门牙的嘴巴不带劲，到末了呀只剩下吧呀吧的。我并不了解这是她为我打抱不平的意思，即使父亲和母亲脸上因此露出和阳光一样的笑容，我还是衔着两包满满的眼泪，躲回自己的小卧房去。年龄的增长，使我明白我的父母不是不爱我，相反的，他们把全心的爱和希望，统统放在我身上。“真爱往往是接近苛虐的。”费了多少日子，我才把祖母这一句话，了解得一小半。

　　芦沟桥事发，抗战开始，“八一三”淞沪战事揭幕，第二次世界大战发生，日人偷袭珍珠港。那夜，十三岁的我在甜梦中，懵懂里听见远处又飞机和炮弹声，多宝姊说别怕，是打雷。第二日晨起，日本人占领了租界。从此，父亲更少出门了；上学去的我想尽方法绕道，避免和站立桥头、街口的日军鞠九十度的躬。有一回，看见一个把手放在口袋中的年轻同胞，被日军迎头一棒击倒在地上，我蜷伏在祖母的身旁，做了三夜的恶梦。日本的关东军到了上海，满街的孝子帽、魔鬼的披风和敲丧钟样的钉靴，中午十二点种一响过，女孩子们便得尽快地往家里躲藏。胜利的前夕，盟机来炸上海，多少次遇着我在学校里；我们并不躲避，兴奋地点数着飞机，听隆隆的爆炸声，拍手欢呼。我们不虑自己会给炸中，只愁轰炸声不够响，震不破日本鬼子的肝胆。一九四五年全面胜利，我摇酸了执着国旗的手。日本鬼子去了。但是，我的父亲和母亲也离开家了。

　　父亲和母亲离家以后，我的眼睛望着祖母，祖母的眼望着我；望着望着，我的泪又满满的衔在眼眶里。夏天的晚上，我们的小庭院沉浸在月光和夜来香的气息中。那棵祖父手植的榕树又高又大，枝叶浓密得像一把大雨伞。那树根扭结成一大块，小时候的我可以躺在上面乘风凉；这时候的我坐在上面，穿着单衣的背靠在向左的一根粗干上，赤裸的脚踏在向右的一根粗干上。

　　“仔细给蚂蚁咬着拉！”祖母总爱这么说，十多年来也不曾改变过。

　　多宝姊给老人家搬了一张大藤椅，放在那反映着月亮的小池旁。池畔有一块和树根一样已被我磨得光光的大石，她那一双尖尖的小脚，毫不畏缩地陈列在上面。小池里的金鱼游到水面来，把月亮的影子咬乱了，然后迅速地一扭身，又躲到水底去。

　　祖母执着一把圆形的大蒲扇，在腿上拍呀拍的。端起身旁茶几上的细瓷盖杯，呷了一口酽得和血一般红的茶。干瘪的嘴巴“吧”的一声，轻轻嘘出一口无限满足的气；向后靠着椅背，圆形的大蒲扇又晃荡晃荡起来了。

　　“奶奶，再说一遍嫦娥的故事给我听吧。”

　　祖母的扇子按在腿上不动了，她的头微微倾斜着，却是已经睡着了。

　　那边，自我的父母离去后，我们把它隔开出租给一位老教授的屋里，正发着欢笑的声音。我蹑手蹑足走过祖母的身旁，向那围着竹篱的地方走去。疏稀隙中望见老教授的四个儿女，正和朋友们嬉玩着；唱歌、拍手，还抢糖果和花生米。我们的从前是一间永远没有宴会的客厅，现在是长年锁着堆放家俱杂物的、黑漆漆挂满蜘蛛网的地方，忽然发出了一声巨响，这使已经出了神的我吓出一身冷汗。接着见淘气的大白（我们的猫）从半闭的气窗中钻出来，身手俐落地跳到地上；它呢声叫唤着，暖烘烘的头颅往返的在我脚上擦，我俯身把它抱起贴在怀中，我的脸靠着它的头，那竖着的耳朵触着我的下巴怪痒痒的。热闹厅中的人们推着脚踏车全都出去了，隐约还听到那面街上传来的笑声。竹篱门旁掠过一道小黑影，大白从我怀中跃出追踪了去。我回到祖母身旁，拾起已落在草地上的大蒲扇，沿着面孔滚落下的泪珠，一颗一颗的停留在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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