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生香(21)_高阳

二一

　　圣母皇太后爽然若失，“看来这个办法也不行。”她自问似地说：“莫非我就见死不救？”

　　“也不一定会死。”麻喇姑建议：“求一求十四爷，把肃王圈在高墙里面，让他造不得反，也就是了。”

　　新近修成的“大清会典”，载明皇族犯法，由宗人府会同户部及刑部定罪，轻则罚银；重则“圈禁高墙”——为皇族特设的监狱，除了四面围墙特高以外，墙内的起居生活是自由的。

　　这似乎是比较好的一个办法，圣母皇太后决定接纳。但多尔衮却认为行不通。

　　“圈禁高墙是犯不重的处罚，谋反大逆，审问属实，首先是革爵，废为庶民，根本不适用这个规定。”

　　“你不能破一破例？”

　　“不能！一破例就是我不守法；又怎么能教人守法？”多尔衮断然拒绝，“而且，这也不是我一个人的事，一定会有人争，说谋反大逆能不死，尽管去造反好了，充其量也不过监禁。那一来岂不天下大乱？”

　　这话驳不倒，形禁势格，竟保不住豪格的命。圣母皇太后越发忧心忡忡；麻喇姑看在眼里，不能不劝她了。

　　“格格，”不管圣母皇太后的身分如何变化，麻喇姑对她的称呼一直不改，“你要把眼光放远来！皇上还小，你是太后，要保住太祖、太宗打下来的这片天下；保住了，你不管做了甚么，将来去见太祖、太宗都有面子。保不住大清天下，光保住肃王的性命，有啥用？”

　　这番话就像密云不雨的天气，突然来了一阵狂风，吹散了乌云，重见天日；圣母皇太后心头如彤云密布的焦忧烦闷，亦随之一扫而空。

　　很明白地，要保住大清天下，只有信任多尔衮；皇位如果落在豪格手里，后果如何，只要看太宗留给他的两黄旗大臣就好了！他连他们的心都留不住，能收服天下民心，保住大清天下吗？

　　“好吧，”她说：“让十四爷放手去干。如果他说要除掉肃王，我会问他，是不是为了太祖、太宗留下来的这片基业，非这么办不可？只要他说是的；我就随他去。”

　　＊＊＊

　　七月初一，摄政王多尔衮在武英殿西庑焕章殿召集内大臣、大学士、六部尚书宣谕：“内大臣跟礼部，都以为和硕德豫亲王，有三大功劳，一是剿灭流寇，平定陕西；二是平江南灭了明朝的福王；三是击败蒙古喀尔喀部落的硕雷汗，应该进封为辅政叔王。我原来亦曾想到，不过因为豫亲王是我的弟弟，所以犹豫不决。经过这几个月的考虑，觉得我恭摄大政，进贤才、远不肖，是我应尽的职责，不能以私害公；而且自郑亲王罢辅政以后，我亦需要有个帮手，豫亲王到底应不应该进封辅政叔王，你们跟礼亲王以下诸王会议定规了，来告诉我。”

　　其时礼亲王代善等人，已在武英殿后面浴德堂等候；彼此见了面，由大学士范文程宣了摄政王的令旨，包括郑亲王济尔哈朗在内，皆无异议。

　　于是七月初二上午，摄政王多尔衮奉小皇帝临御太和殿，举行大朝仪，册封和硕德豫亲王多铎为辅政叔德豫亲王，赐黄金一千两、白金一万两、鞍马一匹、定马九匹；内翰林院所拟进封的册文中，根据摄政王的意思，另外加了两句：“定鼎中原以来，所建功勋，卓越等伦。”等伦就是同辈，完全是针对“叔”而来；“卓越等伦”犹如社甫的诗句：“尊荣迈等伦”，意谓定鼎中原以后，多铎所建的功勋，在老一辈中最为卓越。推广而言，在诸王之中，他的武功亦数第一，这完全是为豪格而发。

　　礼毕大宴群臣；宴罢，摄政王召见大学士、六部及都察院、理藩院的堂官宣谕：“各部院的事务，那些要由我亲裁；那些可以由豫亲王代理的，你们会商以后，开单具奏。”

　　第二天内阁开单覆奏，豫亲王可以代理的部院事务中，与郑亲王以前所管的，几乎完全相同，唯一新增的一项，是刑部事务。

　　进封豫亲王多铎为辅政叔王，是多尔衮为了对付豪格所作部署的第一步；第二部是特召洪承畴来京。

　　洪承畴是顺治二年七月出京的。其时南明新亡，但江南反清复明的势力犹在，多尔衮深明“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的道理，起用一直受优礼而并未赋予实职的洪承畴，以大学士出任江南总督；陛辞时，特赐“招抚南方敕书”，授权的范围极广，上马管军，下马管民，凡“文官五品以下，武官副将以下”，如有“稽迟粮运、违误军机，或临阵退缩，杀良冒功，及借军兴以剥民，侵民饷以肥己”等情，准洪承畴“以军法从事”。倘为“镇道等官”，则“飞章参劾”。

　　不独江南，而且“江西、湖广及将来归附各省”，亦“悉听节制”。至于敕书中开载未尽事宜，准予“便宜举行”。最后勉励：“卿以辅弼忠贞，膺兹重寄，开诚布公，集思广益，慎持大体，曲尽群情；期于德威遐布，南服永清。朕方崇带砺，用答肤功；毋得因循轻率，偏执乖方，有负倚托至意。”

　　洪承畴未负倚托，两年工夫，使得大江以南渐渐步入安居乐业的境地。而京中则因范文程衰病侵寻，凡事已有力不从心之苦；豪格已经奏报四川全部平服，即将班师。他一回京，随时可以爆发一场极大的风暴，必须有个足智多谋，而且沉着稳健的人备顾问，才能化险为夷。

　　他是十一月间到京的，摄政王多尔衮，慰劳备至；一连数日召见，垂询各省应兴应革的政事，所有建议，无不采纳，宠信之隆，羡煞了多少满汉大臣。

　　像洪承畴这样的情况，自然会遭妒，因而便有人在摄政王面前进谗，掀起一桩旧案，告他庇护“奸僧”函可。

　　所谓“奸僧”实际上是前明志士，秘密从事反清的工作，当他带四个徒弟，从江宁回广东时，出城盘查，在他的行李中搜出一封福王致阮大铖的信稿；另外又有一部稿本，题名“变记”，记的是清军下江南，福王出亡的情形。但是，他有洪承畴所发的“印牌”；当然解送总督衙门，从此石沉大海，这一案不了了之。

　　如今旧案新翻，函可被捕，刑部因为洪承畴正在红的时候，而且他的身分是大学士，刑部亦不便任何处置，只好将全案呈报管刑部事务的辅政叔王多铎。

　　像这样的案子，可大可小；多铎吩咐刑部，请洪承畴具奏自陈。洪承畴知道有人跟他过不去；但他大风大浪经得多，便亲自起草，轻描淡写地说明经过，连同从函可竹箧中搜得的文件，一并覆奏。

　　覆奏中说：“犯僧函可，系臣会试房师，故明礼部尚书韩日缵之子，出家多年，于顺治二年正月内，自广东来江宁刷印藏经，值大兵平定江南，粤东路阻未回，久住省城，臣在江南从不一见。今以广东路通回里，向臣请牌，臣给印牌，约束甚严，因出城门盘验，笥中有福王答阮大铖书稿，字失避忌；又有‘变记’一事，干预时事，函可不行焚毁，自取愆尤。臣与函可有世谊，理宜避嫌，情罪轻重，不敢拟议；其僧徒金猎等四名，原系随从，历审无涉。臣谨将原给牌文及函可书帖，封送内院，乞敕部察议。”

　　内院的大学士范文程、刚林、宁完我、祁充格、冯铨等人会议；宁完我口直心快，指出洪承畴的覆奏中，疑问极多。

　　“韩日缵是广博罪人，前明天熹年间当到礼部尚书；人品极高，不附阉党，淡泊自守，因可佩服。不过，洪中堂能够写明他的名字，何以不写函可的本名？”

　　冯铨笑一笑说道：“函可既然是洪中堂的房师，可知亦是翰林；所谓‘出家多年’，是那一年出家？为了甚么？前明的遗民志士，在国朝定鼎之初，逃禅的很多；只怕‘出家多年’的‘多’字，要改个‘一’字，甚至‘半’字”。

　　“是啊！”宁完我接口又说：“顺治二年正月，大军虽尚未到江南，可是声威远播，江南人心惶惶，函可这时候到江宁去刷印藏经，为事理所必无。我看，他到江南是去就伪职。”

　　所谓“去就伪职”即受职南明，这也是情势上很明白的事。不过范文程认为这一点不必追究，因为赐洪承畴的敕书中，原有“山林隐逸故明废绅，才德堪用者，从公咨访，征聘来京，或军前先委署事者开列上闻，下部察核实授”的话，洪承畴尊重师道，对函可宽大处置，未始不是招致“山林隐逸”之一法，不能谓之为包庇。而况敕书开载未尽事宜，许以便宜行事，正指此类情况而言，似乎未便据以入罪。

　　由于范文程的缓颊，宁完我及冯铨未便再苛求，但对福王致阮大铖的书稿，不究其内容，只说“字失避忌”，未免避重就轻；而又以为函可“不行焚毁，自取愆尤”，意谓只要将这些“干预时事”的书稿等类烧掉了，便可无事，其心殊不可问。因此，多铎亦无法从宽处理，奏上得旨：“洪承畴以师弟情面，辄与函可印牌，大不合理，着议处具奏。函可着巴山、张大猷差妥当官员拿解来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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