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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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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封给汪朝奉的信，就是细谈朱士彦的计画。拜托汪朝奉带秋菱到扬州，如能送到宝应，更为感激。至于川资，他将为陶家作寿序之事，告诉了汪朝奉；等润笔收到了，立即转寄；请汪朝奉不必再为此费心。关于以前所借的款子，与汪朝奉为他代垫的费用；只要他境况稍佳，一定陆续拔还。 最后谈到吴家的事，他隐瞒了自己的心情，故意表示对秋菱不满，他说他没有理由分担巧筠跟吴家的不幸；当然巧筠悔婚，岳母相劝不听，恩尽义绝，他伤心之极，早就视同陌路。希望汪朝奉能告诉秋菱，从此以后不要再提巧筠只字；至于吴家父子，武断乡曲，他亦耻有这门姻亲。 这封信写得有伤忠厚，他心里也很难过；但是，他自己知道，非如此不能斩断那一缕袅娜情丝。 信是发出了，却有好几天的心境不平静；直到半个月以后，生活才能恢复正常。 ▼第十一章 悔然 秋菱由朱士彦顺便送到京城了。夫妇长叙相思，她谈到家乡的种种情形；但很小心地避免谈到巧筠与吴家。 日子过得很平静；三年散馆，陶澍留馆，授职编修，请假回安化去扫墓，顺便秋菱去省亲。岳父酒癖日深；岳母也老了许多，提到巧筠，涕泪涟涟。陶澍只用一句话去安慰：“你老人家还有女儿，还有女婿。” 似乎是秋菱的告诫；也许是三年以来，大家早都知道，陶澍已不认吴家这门姻亲，所以没有人在他面前提过吴良父子。可是预备大宴亲朋时，开名单发帖，却成了难题。吴家要不要请？想来想去，得跟秋菱商量。 “三年至今，我从没有提过一个字；今天你问到我，我可要说一句了！”秋菱斩钉截铁地说：“一定要请。” “好！我听你。” “可是，我告诉你，姊姊不会来。”结果，不但巧筠未来，吴良父子亦未应邀。这门亲戚就此断了；对陶澍来说，反倒是一件好事。 ＊＊＊ 十七年京官，做了十二年的翰林、五年的御史，在嘉庆二十四年，陶澍终于外放为四川川东道；第二年又一跃而为山西按察使，这是所谓“监司大员”，升巡抚是必然之事，不过迟早而已。 到任不久，便遇国丧；嘉庆皇帝崩于热河，遗诏以皇次子接位，改元道光。这位嗣君，自从嘉庆十八年“林清之变”，在养心殿以鸟枪击毙勾结内监，侵犯宫禁的教匪以后，大家就知道将来的皇位非他莫属。许多忧心国事，认为吏治日坏，非痛加整顿的有志之士，包括陶澍在内，都对他寄以极高的期望；因为他不尚虚文，注重实际，起居简朴俭约，将来即位后，一定是能为苍生造福的好皇帝。 果然，嗣君一接了位，便如当年雍正那样首先就从整顿吏治着手；陶澍在山西的官声极好，但与州抚不甚相合，因而在道光元年调任福建按察使。 其时皇帝发觉安徽的藩库很糟糕，前后五次清查，账目轇轕不清；以致从嘉庆二十四年起，三年之间，巡抚换了四个人。新任的巡抚叫孙尔准；是由广东藩司升任；他比陶澍晚一科，一起在翰林院当编修有好几年。两人的交情素来亲密，而且志趣相投，平时讨论学问，着重经世致用。孙尔准向来佩服陶澍在理财方面的见解；所以一升了安徽巡抚，心想要整理安徽的藩库，非邀陶澍来帮忙不可。于是上奏保荐陶澍当安徽布政使；自然准如所请。 在安徽，孙、陶两人的合作，非常圆满。孙尔准长于武略，专管治安；陶澍长于吏治，专管财政。到得道光三年，孙尔准调任福建巡抚；陶澍顺理成章地接任了他的遗缺。 ＊＊＊ “恭喜，恭喜！老公祖戴红顶子了！”汪朝奉长揖到地。 “汪兄，汪兄！”陶澍急忙扶住，“你的称呼万不敢当！如仍以故人视我，请你用从前的称呼。” 汪朝奉是陶澍特为请来叙旧的；他已经退休，须眉皆白；此时从徽州远赴省城作巡抚的上宾，真是“人逢喜事精神爽”，一点都不显龙钟。 “从前是从前；朝廷体制有关，我在治下，当然应该称老公祖。” 陶澍尚未答话，在屏风后面的秋菱开口了，“汪先生，”她说，“以你跟云汀的交情，如果这样称呼，反倒生疏了。” “是啊！”陶澍接口，“交情应该越来越深才是。” 尽管他们夫妇一再“降尊纡贵”；老于世故的汪朝奉却很明白，“布衣昆季之交”的话，只准贵人自己说。如果自己不识趣，就会搞成刘邦对他的贫贱之交那样，要请叔孙通来定朝仪，岂非杀风景之至？ 因此，汪朝奉改了个官称：“中丞”。对秋菱也由“陶太太”改称为“夫人”。 “夫人发福了！” 秋菱本来生得具男相；一长胖了，更显得“天庭饱满，地角方圆”。但生具宜男之相，却只有一个女儿；所以一听人说她发福了，她就会叹口气。 “汪先生，有件事要请你劝劝云汀。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我快四十了，不见得会有儿子。几次想跟云汀弄个人，他总不肯。”秋菱停了一会又说，“我知道他的用心，我也很感激。不过，他这样是爱之适足以害之。” 汪朝奉心想，秋菱居然满口掉文，俨然命妇的谈吐；莫非真有“福至心灵”那句话。不过，何以说是“爱之适足以害之？”他倒要请教。 “汪先生你想，第一、无后不孝，我做了陶家的媳妇，将来要对得起公公婆婆；第二、人家不说云汀不肯纳妾，总以为我不让云汀纳妾，无缘无故落个妒忌的名声，我可不能甘心。” “中丞！”汪朝奉说，“夫人的话是正论；请你不可拘泥！” “我并不拘泥。容我缓缓图之。”陶澍顾而言他：“皖南的情形如何？” 问到这一点，汪朝奉有为桑梓上说话的义务，自然不肯放过机会，当下痛陈地方利弊。陶澍亦虚衷以听，而且问得很详细。这一谈上了公事，秋菱就坐不住了；悄悄从餐桌上退了下来，只关照丫头不断为宾主二人供酒。 谈完公事；又谈往事。有了几分酒意的汪朝奉，忽然感慨地说：“我平生有件最得意的事；但如今想来，非常失悔。” “汪兄，”陶澍不免诧异，“何出此言？” “我早知道吴家会有以后的下场，我当时不必作那种为人也是为自己出气的举动。如今想起来，反倒觉得亏负了人家似地！” 陶澍听出因头来了；吴家一定落了个不好的下场。多年以来，从没有人在他面前提过吴家；他也几乎忘记了还有这门名义上的亲戚。但当时之不愿跟吴家往来，内心别有一段衷曲；倒不是不屑理吴家父子，更没有负气报复的意味在内。现在听汪朝奉所说，倘或吴家父子遭遇了什么危难，自己可援以一臂之力的，却因家中有此“不提吴家”的忌讳，竟未能尽力；岂不内惭神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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