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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九

“恭喜，恭喜！老公祖戴红顶子了！”汪朝奉长揖到地。 　　“汪兄，汪兄！”陶澍急忙扶住，“你的称呼万不敢当！如仍以故人视我，请你用从前的称呼。” 　　汪朝奉是陶澍特为请来叙旧的；他已经退休，须眉皆白；此时从徽州远赴省城作巡抚的上宾，真是“人逢喜事精神爽”，一点都不显龙钟。 　　“从前是从前；朝廷体制有关，我在治下，当然应该称老公祖。” 　　陶澍尚未答话，在屏风后面的秋菱开口了，“汪先生，”她说，“以你跟云汀的交情，如果这样称呼，反倒生疏了。” 　　“是啊！”陶澍接口，“交情应该越来越深才是。” 　　尽管他们夫妇一再“降尊纡贵”；老于世故的汪朝奉却很明白，“布衣昆季之交”的话，只准贵人自己说。如果自己不识趣，就会搞成刘邦对他的贫贱之交那样，要请叔孙通来定朝仪，岂非杀风景之至？ 　　因此，汪朝奉改了个官称：“中丞”。对秋菱也由“陶太太”改称为“夫人”。 　　“夫人发福了！” 　　秋菱本来生得具男相；一长胖了，更显得“天庭饱满，地角方圆”。但生具宜男之相，却只有一个女儿；所以一听人说她发福了，她就会叹口气。 　　“汪先生，有件事要请你劝劝云汀。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我快四十了，不见得会有儿子。几次想跟云汀弄个人，他总不肯。”秋菱停了一会又说，“我知道他的用心，我也很感激。不过，他这样是爱之适足以害之。” 　　汪朝奉心想，秋菱居然满口掉文，俨然命妇的谈吐；莫非真有“福至心灵”那句话。不过，何以说是“爱之适足以害之？”他倒要请教。 　　“汪先生你想，第一、无后不孝，我做了陶家的媳妇，将来要对得起公公婆婆；第二、人家不说云汀不肯纳妾，总以为我不让云汀纳妾，无缘无故落个妒忌的名声，我可不能甘心。” 　　“中丞！”汪朝奉说，“夫人的话是正论；请你不可拘泥！” 　　“我并不拘泥。容我缓缓图之。”陶澍顾而言他：“皖南的情形如何？” 　　问到这一点，汪朝奉有为桑梓上说话的义务，自然不肯放过机会，当下痛陈地方利弊。陶澍亦虚衷以听，而且问得很详细。这一谈上了公事，秋菱就坐不住了；悄悄从餐桌上退了下来，只关照丫头不断为宾主二人供酒。 　　谈完公事；又谈往事。有了几分酒意的汪朝奉，忽然感慨地说：“我平生有件最得意的事；但如今想来，非常失悔。” 　　“汪兄，”陶澍不免诧异，“何出此言？” 　　“我早知道吴家会有以后的下场，我当时不必作那种为人也是为自己出气的举动。如今想起来，反倒觉得亏负了人家似地！” 　　陶澍听出因头来了；吴家一定落了个不好的下场。多年以来，从没有人在他面前提过吴家；他也几乎忘记了还有这门名义上的亲戚。但当时之不愿跟吴家往来，内心别有一段衷曲；倒不是不屑理吴家父子，更没有负气报复的意味在内。现在听汪朝奉所说，倘或吴家父子遭遇了什么危难，自己可援以一臂之力的，却因家中有此“不提吴家”的忌讳，竟未能尽力；岂不内惭神明？ 　　这样想着，自然急于要问个明白，“汪兄，”他说，“你是知道的，吴家的事，内人不会告诉我；所以……。”他觉得不易措词，索性闭口。 　　“可要我从头细说？”汪朝奉问。 　　“是，是！请从头细说。” 　　话虽如此，十几年间的事，也只有扼要而叙；吴家父子为了争田上的出路与水道，结了不解之仇，前几年打过三次群架；第三次吴少良被一支铁尺，击中前胸，当场口吐狂血，不等抬到家就死了。那是嘉庆二十年冬天的事；正是陶澍奉派为巡漕御史，单身在两淮运河上下巡视的时候。 　　于是吴良便告了一状，命案大事，安化知县亲自下乡勘查；就地传原被告审问。对方将结怨经过，细细供陈，知县回衙门以后，传集证人再审；认为吴家父子过于霸道，有取死之道，将误伤致死的凶手，判了充军。本来群殴的“两造为首，及鸣锣聚众之犯，杖一百，流三千里”，吴良本人亦有充军的罪名；只因他是苦主，从轻免罪。 　　即令如此，吴良仍觉不满；独子命丧，且又没有孙子，性情变得乖僻暴戾，不上三年，一命呜呼。 　　由于吴良在世之日，颇为势利，一向不理贫寒族人；所以这时纷纷出头夺产。孙伯葵想为女儿出头，已经跟妻子商量好了，预备写信给陶澍；但巧筠反对。这当然也是她的负气；而事实上也没有多大用处，因为那时的陶澍，正在川东道任上，即或想管这件事，亦是鞭长莫及。 　　“当时我亦早就回徽州了。去年到扬州访友，遇见一个贵同乡，谈起来方知其详。”汪朝奉叹口气说：“虽道自作孽，不可活。言之毕竟可伤。” 　　陶澍当然也很难过；心里更关切着巧筠，便即问道：“目前的情形呢？” 　　“那要问夫人。或者有家信。” 　　陶澍心想，巧筠的境况，一定不会好；他回想嘉庆二十四年底，接到安化来信，说岳父、岳母在一个月之内，双双病故，当时便很奇怪，何以祸不单行。如今想来，必是因为这件事，受了刺激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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