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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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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接下来说：“本省长近因健康欠佳，赴沪医治；依照省宪规定，所遗省长职务，着由内务司司长唐生智代理。”接着就离开了长沙。 年甫三十一岁的唐生智，得以代理省长，自然得意非凡，但却惹恼了吴佩孚，派人警告唐生智：马上退出长沙，一切还好商量，否则他原本进兵向北，现在移师南向了。唐生智毫不畏惧，表示彼此力量虽属悬殊，但他决意周旋到底。他说：“吴佩孚打倒唐生智，胜之不足为大帅之荣；唐生智打倒了吴佩孚是一举成名的好机会。吴大帅要给我这个机会，在我求之不得。” 由于吴佩孚的作战目标一改再改，先是讨奉、一变而为讨冯；再变而为讨唐，北方便成了张、冯两雄争强的局面我了。 十五年元旦，张作霖宣布就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兼军务总统官，准备入关；副司令是张作相、吴俊升。外号“吴大舌头”的吴俊升反对入关，请辞副司令，但禁不起张作霖以“老弟兄”的情面挽留，终于打消了辞意。 张作霖本人于三月底入关，在秦皇岛召集军事会议，其时直鲁联军已攻入天津，李景林自己不好意思回位，便宜了褚玉璞，提议以他接任直隶军务协办，张作霖很大方表示同意，藉以鼓励直鲁联军以全力支持他的进攻北京的计画。 在会中检讨了京津方面的情势，针对国民军以韩复榘守廊坊；石友守高碑店、郑金声守顺义、权东南两面，保卫的部署，奉军及直鲁联军，决定不理平汉路上的高碑店，自东面进攻，共分左、中、右三路，中路由李景林攻通州；左路由张宗昌攻黄村；右路是奉军为主力，由张学良攻顺义，他们是张作霖重建的“镇威军”、第一、二、三等三个方面军团的军团长；另外有四方面军团军团长韩麟春是预备队。 会中并决定出动飞机轰炸，只在北京内空之处，丢了几枚小炸弹，而且有爆有不爆，但这一来便将北京的居民吓坏了，有钱人纷纷走避。正在发起“和平运动”的北洋元老王世珍，会同北京耆宿发出通电，要求奉军停止轰炸，同时谋和的行动也更积极了。 这对段祺瑞及国民军都是极大的打击。就段祺瑞，他不能制止奉军轰炸，显示他的执政府，毫无用处；而对国民军，尤其是鹿钟麟，为大家看成“祸水”；如果北京没有国民军，即不致召此灾祸。 处此情势之下，国民军乐意利用和平运动来解除本身的困境，但奉军表示需国民军先放弃直隶、热河、京畿三区为先决条件。国民军无法接受，乃由东面转向南面，与已占领保定的吴佩孚先头部队接头，初步结果十分顺利，田维勤派代表进京；鹿钟麟率领国民军将领公宴接风，即席表示欢迎直军入京，驻防南苑共同御奉。 当然，这件事只有吴佩孚才能作决定。吴佩孚的先决条件，只有四个字：“去段释曹。” 这比张作霖的条件宽得多了，鹿钟麟稍作布置，便在四月九日夜间，发动了武装政变，夜间十时先以大刀队监视电话局，控制了通讯；接着派大刀队、保安队共五千余人，分守九城与交通机关，东城且断绝行人，然后包围执政府，宣布“讨段迎曹”；并宣布段祺瑞的三大罪状，第一是“金佛郎案”，损失利权太大；第二是三月十八日，“老虎总长”章士钊屠杀学生；第三是挑拨战争。 其时少不得有人通风报信，段祺瑞偕同安福系的要角，先一步避至东交民巷。当时的国务总理是，负责段祺瑞与冯玉祥联络的贾德耀，受命发出两道通电给“各省区军民长官”，一道是说鹿钟麟带兵围困府院，意图危害；所有捏造事实、假借名义的文件，一概无效；一道是声明国务院暂时停止办公。 鹿钟麟布告安民以后，第一件要办的事，便是到延庆楼释放曹锟；而久被冷落的曹锟，一下子又变成要人了，有的来请安慰问，有的馈遗礼物。曹锟自是感慨万千，这一场大总统的春梦做下来，财产损失，犹其余事，两个胞弟，一个嬖宠，先后死于非命，是他最伤心的。但值得安慰的是“子玉老弟”毕竟忠义双全；鹿钟麟的情分，亦不可忘，所以应鹿之请，打了一个电报给吴佩孚，说“时至今日，论公论私，均无再战之理；鹿君如此倾向，尤应曲全，即电奉方停止军事。”同时，鹿钟麟与国民军高级将领，联名致电吴佩孚：“此后进止，惟玉帅之马首是胆，政治非所敢问。”正式表示愿意投靠吴佩孚。 在吴佩孚的部下看，这是千载一时的良机，接收了国民军，加上自己的部队，实力大非昔比；而且入居京师，“先入咸阳为王”，足以号召天下。那知吴佩孚的不通世务的老脾气发作了，当两封电报同时到达他的办公桌上时，他提起笔来，先在曹锟的电报上，批了“假电”二字；接着在鹿钟麟的电报批了个“全体缴械”。 吴部将领，相顾失色。国民军能乖乖地听命缴械吗？“吴大帅”的批示，简直是不知天高地厚的儿戏。但没有人敢这么率直进言，只是苦苦哀求，为国民军说好话。 吴佩孚不理，亲自拟覆电给鹿钟麟，有“恨不能食汝之肉，寝汝之皮”的字样；这竟是越扶越醉了。 于是有人大着胆子说：缴国民军的械，事情恐怕窒碍难行，请他再作考虑。 “我用不着再考虑了。”他说：“他们既然来电，说绝对服从我；我叫他们缴械，就得服从，以示诚意。” 从这条歪理，一时还驳不倒；但执行命令实在有困难，再三苦谏，几至于声泪俱下，吴佩孚才稍为作了些让步，将“全体缴械”四字涂掉，改为“除酌留张之江一师听候改编外，其余一律缴械。” 这一改事实上等于未改。鹿钟麟当然不会“服从”，但是别无善策；而就在此当，国民军驻通州的第九师的师长唐之道，原为吴光新的部下，一直与段祺瑞暗通声气，此时发生了作用，接受段祺瑞的密令，全数往北京开拔。 于是鹿钟麟决定退出北京，向银行公会要求退兵费两百万元；银行公会勉强凑齐，花钱消灾。段祺瑞亦即从东交民巷回到私邸；贾德耀通电恢复办公。不过北京的耆宿，由王世珍领头，组成了“临时治安会”，因为国民军一退出以后，奉军，直鲁联军及吴佩孚的军队，三路疾进，都想先占领北京；执政府有名无实，非由“临时治安会”出面协调不可。 这时的段祺瑞，处境非常尴尬，因为他一直在冯玉祥的卵翼之下，贾德耀之组阁，便出于冯玉祥的推荐。如今靠山已倒，贾德耀首先辞职；段祺瑞本人亦是进退失据。 因此，在复出的第三天，四月十七日，分电实力派的张作霖、吴佩孚、孙传芳、以及一直在山西闭关自守的阎锡山，征询善后意见，电文中以北洋老大哥自居，说“弟等均系患难至交，论公为国家干城，论私为祺瑞手足。纪纲应如何整饬，大局应如何奠定？公忠体国，不乏嘉猷，询谋佥同，必能善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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