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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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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川便将这话转告了田中首相;未几元老西园寺公爵也知道了这件事,便将田中义一找了去说,倘或刘戴明为张学良所捕,供出实情,丑事暴露,与日本的颜面有关。好在南满路的经费很宽裕,赶紧给了人家吧! 刘戴明终于收到了应得的血腥钱,而且在日本人的指使下,逃到大连去开“燕子窠”,其后不知所终;想来亦是被日本宪兵杀之灭口了。 由于林久治郎想阻止张学良在东北易帜,交涉无功,日本特派外交界耆宿林权助出马;此人在戊戌政变时期,当过驻华公使,新近奉派为日本驻法大使,以吊丧特使的名义,到达沈阳,跟张学良展开密谈。林权助倚者卖老,谈话一次比一次露骨,八月九日更提出威胁性的警告,说东三省如果率尔易帜,日本已有采取自由行动的最大决心。 “我是中国人,”张学良答复他说:“自然要以中国人的立场,作为看问题的出发点。我愿意跟国民政府妥协,无非是为了中国统一,实行分治合作的政治理想而已。日本的劝告,我愿意考虑,不过我可以奉告特使先生,这个问题的最后解决,以东三省民意为依归。”他停了一下又说:“就国际关系而言,想来日本是文明国家,不至于冒干涉他国内政的大不韪。再者,日本为什么屡次以强硬态度来威胁我,我实在不明白。” “日本对这方面,已有决心;即使冒干涉内政之嫌,亦在所不惜。”林权助催促着说:“希望贵总司令从速下定决心。” “不行!”张学良毫不屈服,“我的决心,以东三省民意为定;我决不会违反东三省的民意;也决不能不讲是非。” 此时陪同林权助来的一名日本少将,插嘴说道:“现在不是谈是非的时候。田中首相的决心,就是是非的标准。贵总司令如果不能依从田中首相的决心,东三省将有重大事故发生。” 这是相当明显的威胁,如果态度过于强硬,“济南惨案”将复见于沈阳;因此,张学良召集元老、心腹会议后,决定将易帜日期,延后三个月。第二天由刘哲当面通知林权助,这多少是个结果,林权助的任务不算完全失败,回到东京也可以交差了。 但是,张学良要易帜的决心,反因林权助此行而更炽烈,因为挂了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则外交问题,日本应该到南京去交涉,他的肩头就减轻了;其次,更有一项肘腋心腹之患,亦只有易帜,才能消解。 原来国民政府内部,出现了宁汉分裂以来的第二次危机——蒋介石在北伐胜利后,立即进行裁兵,这是非常正确的政策,因为非如此不能节省天文数字的军饷支出,移作建设之用。但第二、三、四集团军,都认为这是“撤藩”,目的在削落他们的势力;其中第四集团军的态度,更为激烈。张学良接到密报,第四集团军首脑之一的白崇禧,与杨宇霆在滦州处理直鲁联军的善后问题时,相处极欢,每每闭门密谈;白崇禧与杨宇霆都有“小诸葛”的外号,加之还有以善谋著称的“孙联帅”——孙传芳参预;这三个人集合在一起,可不是“三个臭皮匠”,因此,颇为多方所瞩目。 直鲁联军的问题,已经解决,照道理来说,一切皆应归于正常,而滦河方面的情况,非常不正常。第一是滦河以东的昌黎、卢龙、迁安、抚宁、临榆等五县,原是河北省管辖的五县,杨宇霆所指挥的奉军,盘踞不去。第二是北平——北洋政府垮台后,国民政府明令恢复明初燕王时代的名称北平;所以京奉路,亦改称为平奉路,被截成两段,每周对开两次,至滦州互换车头。过了深州的平奉路,由常荫槐控制。第三,杨宇霆、常荫槐扣留了平绥、平汉、津浦各路局运送奉军的车皮五千四百个;车头亦有数百个,中央曾两次派交通部次长王征出关交涉,不得要领。 为此,张学良挨了不少骂,但杨宇霆跋扈嚣张,张学良无奈其何,据熟悉内幕人士分析,白崇禧与杨宇霆的合作,是相互利用。白崇禧的打算是,即为裁兵而召开的编遣会议,极可能破裂,那时滦东的奉军,即可利用扣留的车头、车皮,长驱南下,配合在渤海湾的舰队,则局处胶东的直鲁联军,亦将活跃。至于奉军干预编遣会议,所得的报告,当然是支持杨宇霆取代已由抽大烟进而打吗啡的张学良,而杨宇霆接管了东北,当然是全面倒向日本。 但如归顺了中央,首先对杨宇霆的野心,就是个有力的约束;因为这一来,他的野心如见诸行动,便成了人人得而诛之的乱臣贼子;同时,日本对杨字霆的支持,亦必因此而有所收敛。 经由信使往还,中央对张学良的要求,几乎完全接受,将热河亦划归东北,并先易帜;同时任命张学良为国民政府委员。至于东北的党务,亦不妨暂缓推进;总之一切的步骤,都力求慎重稳妥,不使日本有任何干预的借口。 延缓三月的期限已届,时机亦已成熟;张学良便在十二月甘九日上午七时,发出通令,奉天、吉林、黑龙江三省,同时悬挂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中华民国终于真正地统一了。 其时杨宇霆早已回到沈阳,张学良本想派他去当黑龙江省长,但杨宇霆仍旧愿意担任总参议,推荐他的心腹常荫槐出掌黑龙江,张学良如言照办。 杨亨霆的气焰更甚于以前;以前有“老帅”在,多少还有“一人之下”的模样,如今完全是“万人之上”了。张学良在他心目中,只是个刘阿斗;《三国志·诸葛亮传》说,刘先主临终以前,特召诸葛亮交代后事,说“若鄙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外号“小诸葛”的杨宇霆,认为张学良这个“鄙子”,实在“不才”,已在作“自取”的打算。 因为如此,他对张学良渺视到了毫无顾忌的程度,称呼上加上个东北人所说的“小字眼”,司令长官变成“司令长官儿”。民国十八年一月七日,也就是阴历前一年的十一月二十七日,杨宇霆为他的父亲作七十岁生日,奉为首座的贵宾,不是“司令长官儿”,也不是特地从大连来拜生日的“孙联帅”,而是为东北将领所轻视的褚玉璞。 这便使得张学良越起戒心。在此以前,张学良已看出杨宇霆包藏祸心,患在不远,一次是他劝杨宇霆应该效力中央,疏远日本,杨宇霆答说:“你走你的中央路线,我走我的日本路线,两宝总有一宝押中,有什么不好?”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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