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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四一


  蔡锷是九月初由上海东渡的,先到神户登岸,转道福冈。一切都由他们日本士官同期同学蒋百里照料。

  经过福冈医科大学病院医师的会诊,获得了一致的结论:蔡锷的病,只是拖延时日而已。在世之日的多寡,要看病人的心境而定。

  不幸的是,蔡锷的心境,怎么样也好不起来。袁世凯虽已倒了下去,而北洋的势力犹在。争权夺利的现象,层出不穷,政局是越来越糟糕了。

  蒋百里怕他烦心,曾经叮嘱护士,不让他看报。然而无用,蔡锷是一个最不合作的病人,护士拗不过他,只有满足他的要求。

  最使蔡锷怔忡不安的是,军阀割据之势已成。中枢命令,不出国门。而府院交恶,却方兴未艾——内务总长孙洪伊与国务院秘书长徐树铮,一个拥黎,一个拥段,为了争权,竟敢在大厅广众之间,彼此对骂。于是徐世昌手下的要角徐世英,建议‘请东海入京调停’,黎元洪与段祺瑞接纳其言,专使赴河南辉县迎请徐世昌到京来作和事老。

  府院之间,院有实权,而孙洪伊的权术又非徐树铮之比,所以调停的结果,是孙洪伊吃了亏——孙洪伊先免职,徐树铮再上辞呈,国务院秘书长由黎系大将张国淦继任。其实徐树铮隐居幕后,依旧操纵着国务院的一切。

  这是十一月二十日的事。十天以后选举副总统,又出了一个大大意外,当选的不是段祺瑞,而是北洋三杰中的一“狗”冯国璋。

  副总统选举,是由恢复国会以后的参众两院联席会议票选,发出选票七百二十四张,开票结果,冯国璋以五百二十票当选。段系大失所望;各方面亦多表示深感意外。据日本记者采访到的内幕消息,是参议院议长吴景濂,与段祺瑞不和,因而做了手脚,捧冯出山,对段报复。这一来可想而知,府院之争以外,还将会有政府与国会之争。

  这些对蔡锷都是刺激,还不止于此,紧接着从上海来了一个消息:黄克强病殁。

  黄克强自二次革命失败后,远去美国。这年五月间方由日本回上海。黎元洪电邀黄克强入京,他认为时机还未到可有作为之时,拒绝了邀约,留在上海与孙总理策划重兴革命势力。

  这年双十节因为再建共和之故,上海的革命同志,准备假座味莼园盛大庆祝。那知黄克强在这天早晨,突然口吐狂血,一晕几绝,随侍在侧的长子一欧,赶紧扶住,延请德国医生克礼诊治,诊断病症是胃血管破裂,并无大碍。

  那知不然!从此以后,时时觉得胸膈之间,饱闷异常,到了十一月上旬,更发现有肝部肿大的征候。病势日重一日,到了选副总统那天下午五点钟,忽然又吐血不止,经过急救,暂时止血。延至当夜两点钟,病势反复,脉停气绝。得年只有四十三岁。

  ▼第二十九章

  噩耗传到日本,蔡锷顿足哀呼,为国家痛惜人才,愁闷益增,病势也就更重了。

  到了十一月八号,听说福冈有日本制造的飞机的试飞,他一定要起床来看——这一看就像胡林翼当年看西洋轮船,鼓棹上驶,震惊不已,口吐鲜血一样。当时就觉得天旋地转,支持不住。

  “我不行了。”他回头对蒋百里用低得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我不死于保卫国家,对外作战的疆场上,死有余憾——”

  “松坡,”蒋百里抢着说道,“你正在英年,出语不可太颓唐!”

  “我自己知道。我也不会妄自菲薄,大限已到,强求无益。我死以后,必得薄葬。”

  “是。”蒋百里含泪答应。

  “古来大臣临终,必有遗奏。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受国深恩,尽最后的言责。我想仿照这个意思,请你代我写一通遗电。”

  蔡锷的遗嘱,一共四点,言不及私:第一是寄望于政府与人民,协力同心,采取“有希望之积极政策”,言外之意是支持革命党领袖所提出的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及建国方略与大纲;第二,呼吁负民望者以“道德爱国”,捐弃出于权利之争的个人意见;第三是要求北京政府令饬署理四川督军罗佩金和署理四川省长戴戡,将护国军在四川作战的阵亡及出力人员,核实请恤请奖;第四说他“以短命未克尽力民国,应行薄葬”。

  就在他鞠躬尽瘁,喘不成声地说完了他心中的最后一句话,一颗曾经闪耀出万丈光芒的将星,随即殒失在扶桑落日之中了!

  当天——十一月初八,蒋百里急电回国,报告噩耗。除了转达遗言以外,特别提到他致死的原因:“一年以来,公恶衣菲食,以戕其身。早作夜息,以伤其神。临终之际,犹以未能裹尸为恨。然蔡公身虽未死于疆场,实与阵亡者一例也。”

  这个不幸的消息在报上发布以后,比黄克强之死,引起更多的震动与哀悼。由短命的英雄,自然想到飘零的红粉,新闻记者赶到小凤仙的香巢,想问问她的情怀,谁知早已人去楼空了。

  ***

  饰终之典,相当隆重。北京政府在十一月初十发布明令褒扬:“上将衔中将蔡锷,才略冠时,志气宏毅,年来奔走军旅,维护共和,厥功尤伟。”身后之事,“着驻日公使章宗祥妥为照料,给银二万两治丧。俟灵榇归国之日,另行派员致祭。”

  灵柩在十二月初,由日本专轮载运回国,在上海起岸,由梁启超主持了一次公祭。当时便有新闻记者在场向梁启超请教蔡锷的生平。

  “大家都知道蔡将军是梁先生的得意高足,不知道这一段师徒的渊源发生在什么时候?”

  “发生在光绪二十三年丁酉,那年我二十五岁,在湖南时务学堂讲学。”梁启超含泪答道,“松坡那年只有十六岁,是我四十个学生里头最小的一个。我们在一起做学问,不过半年的工夫,但是在人格上早就融成一片了。”

  “以后在日本是不是又遇到了?”

  “是的。戊戌政变我亡命到日本。不久,松坡和他的十几个同学,历尽艰难到日本来找我。我和时务学堂的同事唐才常先生,带着他们十几个人,租了很小的房子同住。彼此做学问又做了差不多一年。”

  “那么蔡将军是怎么样弃文就武的呢?”

  梁启超略略想了一下答道。“在日本一年,大家天天磨拳擦掌要革命,唐先生就带他们实行,结果我的学生牺牲了一大半。松坡那时正替唐先生送信到湖南,幸免于难。松坡本名艮寅,从这一次漏网以后,才改名叫锷,重新到日本投身士官,学习陆军。毕业以后在云南带兵。辛亥革命,云南独立,做了两年都督。这是松坡跟我的关系,以及他在洪宪以前的历史大概。”

  “蔡将军为什么要辞云南都督?是不是有人逼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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