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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三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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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三爷的东西——” “什么三爷的东西？”唐中寅喝道，“是宫里的宝贝，留一下来！” 东西倒也可以算得是宝贝，是乾隆年间三希堂法帖的刻碑，拓本也很值钱，如果让三爷搬回河南，这些拓本就成了“独家专利”了。 “唐副官，你请等一等！我实在不敢作主，等我把三爷请来，自己跟你交涉。” “三爷”就是袁克良，字静轩，号君房，是做过邮传部尚书的长沙张百熙的女婿，与袁寒云一母所出，但弟兄两人性情大不相同。袁克良喜欢骑马驰剑，性情也不似袁寒云随和，此时披麻戴孝，气急败坏地赶来了，拿哭丧棒指着问道：“唐中寅，你要干什么？” “袁三公子，这个宝贝——” 唐中寅是一口汉水一带的土话，“宝贝”念成“宝毕”。袁克良听不懂，大声喝断：“你讲的什么？” 这副盛气凌人的姿态，惹火了唐中寅，答以同样粗暴的声音：“这是国宝！你知道不知道？” “我不知道！”袁克良向小工喝道：“走！” “走？你们敢走！”唐中寅转脸冷笑，“袁克良你少跟我来这一套！你当你还是皇三子？！” 袁克良大怒，但既不能骂，更不能打，气无所出，迁怒到石碑上面，扔下哭丧棒，亲手捧起一方石碑，往地上使劲一摔，立刻断成两截。 摔了一块还不解恨，一眼瞥见有块竖着的，起脚一踹，碑仆而碎，分成四块。这两块碑是三希堂石渠宝笈法帖第三十二册，董其昌行书的题跋和乾隆御题的诗，幸好董书不曾损坏。 袁克良这才算发泄了大少爷的脾气，拾起哭丧棒，扬长而去。 到达前门车站，专车已经准备妥当。礼炮声中，袁世凯离开北京，如他生前常说的，“归隐洹上”。 随车送到彰德的人不多，徐世昌、曹汝霖，还有两个就是粤皖两系的首脑，梁士诒和杨士琦。 这一天，北京下半旗“志哀”，学校停课，商店闭门，照前清大丧“八音遏密”之例，戏园子一律停锣。当然还有路祭，所以站站停靠，走得极慢。 到了彰德自然更热闹，北洋将领除了段祺瑞，差不多都到齐了。灵柩下车，一直抬进墓园，事先已派河南巡按使田文烈，经理建墓事宜，墓园题名“袁林”，是“陵”字的谐音，依旧是拿袁世凯当皇帝看待。 这些武将中，最令人瞩目的，自然是拖着一条大辫子的张勋。他刚召集过“徐州会议”，预备再在袁世凯灵前，开一次“彰德会议”。 “徐州会议”是“南京会议”的延长。当冯国璋想联络各省对抗西南，而搞得一场无结果，张勋认为这是笼络各方，扩展势力的一个好机会，将列席南京会议的各省代表，专车邀到徐州，盛宴款待，居然在袁世凯死后的第三天，达成了六项决议。 这六项决议，颇具“忠义”之气，第一项是尊重清室优待条件，第二项是保全袁大总统家属的生命财产及一切荣誉。忠清助袁的态度，表现得相当明显。第三项是对独立各省提出警告：电促取消独立，否则全力对付。第四项就别有用心了：抵制“暴民”参预政权，这“暴民”二字是加诸革命党的恶名。第五项表示有割据之意，叫做“严整兵卫，保全地方”。最后一项也就是这一次彰德会议的目的：固结北洋团体。 到了六月二十日，张勋又发表了一通贺电，针对西南的要求，为袁世凯及帝制派声援： 君主民宪，主张虽有不同，无非各抒己见；罪魁功首，岂能以成败为衡？近日南方各省，坚执前言，操之弥急。如果相持不下。则南北势成冰炭，仇衅相寻，责难无已，万一战端再起，外人从而干涉，窃恐瓜分之祸，不在帝制发生之日，而在共和再造之时，律以误国之愆，心有尸其咎者，匪特公论自在人心，即勋一人亦断不承认。报纸讹传，竟谓勋曾电政府，亦以惩办祸首为请，实系妄相揣测。不知勋素持公道，屡有宣言，定不附和随声，自相矛盾。且落井下石，既非大丈夫所为；而止沸扬汤，究与大局何益？ 这通电报，自然为北洋将领所赞同。而反对惩办祸首的主张，亦使得帝制派大为感激。因而，张勋在彰德的风头很健，以战国时代的齐桓、晋文自许，俨然主盟的霸主了。 彰德会葬，北洋将领与送葬的要人，一共逗留了七天。在这七天之中，北洋将领单独集会，徐世昌、梁士诒等人则日日话旧，不胜感慨系之。袁世凯下葬那天，他的表弟张镇芳做了一首挽诗：“不文不武不君臣，不汉不胡又不新。不到九泉心不死，不能不算过来人。” 读完这一首近乎打油的“不”字诗，梁士诒叹口气说：“唉！项城真是聪明反被聪明误！” 大家都承认这句惯用的谚语，可以说是袁世凯的盖棺论定。袁世凯绝顶聪明，但有一点不聪明，就是自以为自己是天下第一聪明人，谁的才智都不及他，谁都可以用权求笼络，为他玩弄于股掌之上。结果众叛亲离，自速其死，岂不是“聪明反被聪明误”？ ▼第二十八章 在彰德袁氏“养寿园”中盘桓了七天，梁士诒重回北京时，政局已有一番很大的变化了。 约法之争，终于告一段落。段祺瑞是想维持新约法的，但聚集在上海的国会议员中，颇多翻云覆雨的政客，想借此作个题目，掀起风潮，好从中操纵取利。他们的手法是鼓动西南军务院不肯撤销，军务院继续存在，便成南北分裂。在分裂的局面下，首先要想借洋债来维持政费就办不到。这一着可以困住黎、段，也可以拿军务院的撤销，作为向黎、段交换政治利益的条件。 幸好由西南已到上海的梁启超，毕竟能顾全大局，极力支持段祺瑞，同时段祺瑞亦知道坚持新约法有效，是授人以柄的不智之举，而在上海的海军则在六月二十五日宣布独立，表示非恢复民国元年的约法，正式内阁成立后，断不接受北京海军部的命令。 这是一次兵谏，效果如应斯响，就在袁世凯“归隐洹上”途中，段祺瑞一连下了六道府令。 第一道：恢复民国元年三月十一日公布的“临时约法”，也就是通称的旧约法。 第二道：恢复国会，定于八月一日起，继续开会。 第三道：申令各项条约继续有效，其余法令，除有明令废止者外，一切仍旧。 第四道：撤销所有关于立法院、国民会议的各项法令。 第五道：裁撤代行立法院的参政院。 第六道：裁撤平政院所属的肃政厅。 这六道除“新”布“旧”的府令以外，还有一道任命，特任段祺瑞为国务总理。 这一来，段祺瑞才算是黎元洪的国务总理。内阁照例总辞，而在徐树铮几个电话联络之下，新阁当天就组成了。 新阁除了张国淦，几乎完全调过。财政总长是早在六月二十三，因为梁士诒坚辞税务督办，改调孙宝琦接替，因而起用南京临时政府的财政总长陈锦涛充任。 交通总长曹汝霖，也早就表示过坚辞之意，而梁士诒又拒绝了黎元洪“帮忙”的要求，所以选中了各派都无恶感，而为人也可算是君子的汪大燮。当然，这也是一个过渡的局而。此外，徐世英代表徐世昌入阁，担任内务总长，张国淦调任农商总长，陆军总长则由段祺瑞自己兼。 其中最令人瞩目的是，外交总长由唐绍仪出任。不过他在上海并无北上之意，暂时由陈锦涛兼署。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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