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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汝霖大为诧异，开会的时候，还是好好的，何以隔了一顿饭的工夫，突然病得不能不辞职？这就非去探望一下不可了。 到了外交大楼，直入后，进陆征祥的寓所，只见他身穿厚呢晨衣，头戴暖帽，真像生了病似地，而细看脸色，红光满面，毫无病容。 “总长是什么病？” “忽然感冒，体力不支。”陆征祥拈着他的两撇“仁丹胡子”答说。 “感冒是小病，休息一两天就好了。”曹汝霖劝他，“何必辞职？” “时局紧张，恐怕误了公事。还是辞职的好。” 辞是向谁辞？是国务卿徐世昌，还是“大总统”袁世凯？曹汝霖正想细问，陆家的听差来报：“有次长的电话。” 电话是他家里打来的，据说公府有电话，通知他即刻进见。于是放下电话，先进公府再说。 ＊＊＊ “奇怪啊！”袁世凯指着桌上的文件说：“子欣饭前还在这里开会，没有听说他身体不好。为什么回去以后，就递呈文，称病辞职？” 曹汝霖在赴公府途中，已听随从秘书谈他打听来的内幕：陆征祥辞职，出于阃令。他那位比国籍夫人博斐培德是“贤内助”，陆征祥受命兼授国务卿时，接受勋二位，培德夫人非常高兴，说“勋二位等于侯爵，将来封爵时，总长必能封侯”。如今洪宪从承认帝位到撤销帝制，八十三天，南柯一梦，封侯无望，而局势棘手，有卷入漩涡之忧，所以一力主张陆征祥辞职。 曹汝霖平日就不太满意陆征祥的投机作风，此时当然不肯为他隐讳，将所见所闻，和盘托出。袁世凯黯然长叹：“明知时局如此艰难，何必还要内外夹攻？” “给他几天假吧？” “不必！”袁世凯愤然作色，“随他去，不必挽留。外交总长就由你升署好了。” 曹汝霖度德量力，不敢贸然奉命，谨辞着说：“我资望太浅，恐怕不能胜任。” “次长升任总长，亦是顺理成章的事，况且你是兼署。”袁世凯停了一会，惨然说道：“你看这种局面，那里会久？勉为其难吧！” ▼第二十二章 勉为其难的是徐世昌。段祺瑞虽已受任为参谋总长，但因为袁世凯善于反复，不免还有观望之心，要看看袁世凯究有几许撤销帝制的诚意？因此，收束局势的责任，他不能不毅然决然，一肩承担。 转圜的第一个关键在代行立法院的参政院。解铃还须系铃人，改变国体及以“国民代表大会总代表”的名义，上书推戴袁世凯为皇帝，都出于参政院。因此恢复民国，让袁世凯由洪宪皇帝变为民国总统，亦应该经过参政院议决这一道手续。然而明令取消帝制的第三天，所召集的参政院临时会议，竟致开不成会。 参政总数七十三人，对于帝制的意见，分做四派：第一派是帝制派，第二派是反帝制派，第三派是阳奉阴违派，第四派是无可无不可派。一到袁世凯接受“推戴”，第二派自都挂冠而去，而第一派则自觉不能出尔反尔，也没有脸面再踏进参政院，所以这天的临时会，虽经秘书长林长民亲自挂电话劝驾，亦只到了四十六名，连三分之二都未到，只好流会。 这一流会，使徐世昌准备好的劝和的电报发不出去，因而决定在二十五号再开。新任参政院长溥伦和很有影响力的梁士诒，四处拉人，总算勉强凑足法定人数，得以开议。 议程第一项就是由国务卿徐世昌报告。“目前时局危急。”他说，“要请各位参政，为国宣劳——” 刚说得两句话，只听有人吼道：“帝制元勋在那里？” 也不知怎么搞的，有人一开腔，接下来便是敲台拍凳，一片喧嚣：“洪宪功臣”、“共和蟊贼”、“解散”、“全体辞职”——吼叫的都是第三派，这些人本心都反对帝制，当时受了各种压迫，不得不降志以从，积下满腹牢骚委屈，到此刻不发泄一下，更待何时？至于第四派本来毫无主张，但反对帝制已成极时髦的玩意，不妨随声附和。这样推波助澜之下，会场秩序，几致无法维持。 少不得又是梁士诒一系的人，说好说歹，在吵吵闹闹之中，议决了三个案子：咨请政府撤销国民代表大会公决的君主立宪政体；取消参政院为国民代表大会总代表的名义；咨请政府恢复因为帝制失却效力的民国法令。 这一来才算是正式撤销了帝制。于是徐世昌发出一个会同黎元洪、段祺瑞一起署名的电报给蔡锷、唐继尧、陆荣廷，说“帝制取消，公等目的已达。务望先收干戈，共图善后。” 这个电报如石沉大海，毫无回音。这也不算意外，所以徐世昌照预定计划，又打电报给康有为、伍廷芳、唐绍仪、汤化龙，请他们出面调停战事，开出六个条件，可以总括为两句话：取消独立，筹商善后。 这一次有了回音。电报递到徐世昌手里，一看之下，倒抽一口冷气。这六个条件是： 一、袁世凯于一定期限内退位，可贷其一死，但须驱逐至外国。 二、依云南起义之要求，诛戮附逆之杨度、段芝贵等十三人，以谢天下。 三、关于帝制之筹备费及此次之军费，约六千万，应抄没袁世凯及附逆十三人之家产赔偿。 四、袁世凯之子孙，三世剥夺公权。 五、袁世凯退位后，即按约法以黎副总统元洪继任。 六、文武官员除国务员外，一律仍旧供职，但军队驻扎地带，须听护国军都督之令。 这六个条件，明知袁世凯看了会生气，却不能不递。果然，电报入眼，袁世凯就变色了。但总算看完了全文。 “我早说过，我是为国家跳火坑，我个人任何牺牲都可以接受，不过‘罪不及妻孥’，所说子孙‘三世剥夺公权’，不知是那一国的法律？” “这当然是漫天要价。”徐世昌很谨慎地说，“如果肯委屈些，也未始不能筹出一条转圜的路子来。” “怎么样的委屈？只要不伤国体、不苦百姓，我都可以照办。” 到现在还是一派冠冕堂皇的违心之论，徐世昌深为不满。同时也有些懊悔，不该在没有跟袁世凯仔细谈过，先取得他的切实承诺，贸贸然接下这副重担。此刻看来，怕会搞得“顶石臼做戏，吃力不讨好。” “漫天要价”，可以“就地还钱”。但京里直接与护国军讨价还价，未免不成话说，最好要有人转圜。定下这个宗旨，便得物色人选，最适当的莫如冯国璋和陈宧，因为这两个人有实力，而且也跟蔡锷他们接得上线。 定计以后，徐世昌辞出公府，自去部署。袁世凯又召见法制局长顾鳌，看看在约法上有什么花样好出？顾鳌建议，不妨向参政院提出一个掩人耳目的辞职书，然后再活动参政挽留，能做到这一点，在法理上可以对抗护国军的苛刻要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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