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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四


  阮忠枢一场无结果而回。到京先不进宫,跟无形中已成为“大本营参谋长”的唐在礼打听消息,才知道组织征滇第二军的计画,已成泡影。袁世凯想抽调兵力的各省,都以“防务紧急,兵不敷用,职守所在,碍难遵命”的话头推托。甚至还有人提出警告:“否则本省之内,发生危险,殊难负责”。所以调兵的计画,已改为募兵,打算在直隶、山东、河南三省,招募新兵两万。不过新计画缓不济急,同时财政困难,经费大成问题。到底如何处置?还须“宸衷独断”。

  这是很不利的情势,独对阮忠枢来说,却是有利的,因为各省的态度都是如此,他做说客不成功的罪过就减轻了许多,而且对袁世凯复命时,话也好说得多。

  果然,听完他的报告,袁世凯并无责备,叹口气说:“大家都太现实了。不过,办法也还多的是。欲平反贼,先除内奸,京里决不能闹什么笑话。”

  这所谓“内奸”是指黎元洪。袁世凯本来就不放心他,自坚辞“武义亲王”,更见得他有不臣之心。因此,对东厂胡同早有了布置,而且是接通了非常有效的一条内线。

  这条内线是由湖北交涉使胡朝栋身上来的。胡朝栋通过杨杏城的关系,跟袁克定搭上了线。而袁克定恰好利用胡朝栋监视黎元洪——黎元洪的元配太太,长斋念佛,家务由“二太太”黎本危掌管。黎二太太出身汉口青楼,人很能干,正好辅助黎元洪的不足,因此极受宠爱。胡朝栋的妻子与黎本危是极亲密的手帕交,经常住在黎府为她作伴。袁克定知道有此关系,便托胡朝栋经他妻子的手,送了黎本危一份重礼:是四粒大东珠,论时价至少值两万元。

  这一来,黎元洪的动向,袁克定无不清楚。一个多月以来,发觉黎元洪并无异志,对东厂胡同的监视,渐渐松弛了。

  但是,黎元洪虽无出京之意,他的左右却不是这么想,由瞿瀛和郭泰祺为首,正在秘密策划,将黎元洪移出北京。

  从戊戌政变,康梁逃出北京的时候开始,建下了一个例子,凡有类似情形,最好的办法就是乞援于外国使馆,尤其是日本公使,最喜欢做这种“义举”。郭泰祺经由日本东方通信社驻北京的记者井上一叶的介绍,跟小幡公使见了面。密谈的结果,相当圆满。

  “我就要回国了。在回国之前,我愿意竭力助成此举。”小幡郑重叮嘱,“不过,决不能让英国公使知道。风声稍露,事即不成。同时,我还要跟美国公使商量一下。三天之内,一定可以作成具体的决定。”

  果然,三天不到,就有了回信。美国公使亦颇赞成其事。一星期以后,美国驻北京使馆的三百名海军陆战队,换防回国,由天津上船。北京至天津的火车,已跟路局接头好,备有专车,随时可走。黎元洪要走,可以“挟带”出京。

  不过,美国派来接运海军陆战队调防回国的军舰,方在东来的汪洋大海中,到天津还得有些日子。而小幡已经定下回国的日期,两下交错,失去了一个随同伴护的紧要人,是一重必须克服的障碍。

  “唯一解决的办法是,我暂缓行期。”小幡对郭泰祺说,“在美舰到天津以后,我托病在正金银行楼上住一星期,随时等候黎副总统。他一到,我立刻陪他出京。”

  这虽是小幡有意建此一场功劳,毕竟盛情可感。由于这一主要障碍克服,其他就都好处置了。不过,还是在责任上、细节上,作了很详细的规定:从东厂胡同到交民巷,由黎方自己负责;自交民巷到天津上船,由小幡“保驾”。

  后半段的路程不成问题,前半段从东厂胡同到旧詹事府的日本正金银行,虽只短短的一段路,主要的通过王府井大街就可到达,但军警常川巡逻,很难瞒过耳目,因而煞费踌躇,最后还是井上一叶出的主意。

  黎元洪有个副官叫刘钟秀,住在黎宅后面,仅仅一墙之隔。到出去那天,在墙上打个洞,黎元洪易服遁到刘家。井上一叶接到电话,亲自带领日本同仁医院的救护车,假作刘钟秀得了急病,需送医院,其实担架上躺的是黎元洪。然后再由同仁医院避入正金银行,随即与小幡结伴,坐美军专车到天津。

  这个计画天衣无缝。因为黎元洪深居不出,而且概不接见外客及新闻记者,所以微服刘家而遁,只要刘钟秀装病不见人,西洋镜就永不会拆穿。一切都部署停当,瞿瀛跟郭泰祺才向黎元洪说明计画。

  “报告副总统。”瞿瀛开门见山地说,“我们都预备好了,要请副总统出京。”

  “出京?”黎元洪大感突兀,“出京到那里?”

  “跳出樊笼,海阔天空,那里不能去?”

  “去干么呢?”

  “咦!”瞿瀛故意装得很诧异地,“项城自绝于民国,根据‘约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大总统因故去职,或不能视事时,副总统代行其职权’。难道副总统倒不明白?”

  “我明白。不过总不能关起门来,自己说自己代行大总统嘛!”

  “当然有人拥护。”瞿瀛答道,“副总统没有点头,我不敢打密电接洽。”

  黎元洪想了一会,重重点头:“可以。”

  “那就经海防到昆明。”郭泰祺说,“在上海租界执行大总统职权,很不适宜。”

  黎元洪同意到云南。地点有了,要定出走的时间。瞿瀛和郭泰祺,与同谋的汪彭年、邓玉麟、刘成禺、井上一叶,根据各种因素计算,认为最适当的日子是这个星期日,挑定的时刻是清晨二时半,拂晓事后,黎明上车。那时政府重要官员在前一天晚上,或者打牌饮酒,或者逛胡同,或者上了天津,即令事发,一时无人拿主意,亦得从容逸去。

  各方面都同意了这个时刻。刘钟秀而且已作了遣散家眷的准备。星期六这天。黎元洪午睡起身,告诉二太太黎本危说:“我要出京了。”

  黎本危大惊问道:“到那里去?”

  黎元洪摇头不答。尽管黎本危苦苦追问,只是死不开口,要求携她同行,亦办不到,黎本危自然不肯甘休。

  逼得没有办法,黎元洪说道:“我将会派人来接你——”

  黎本危大哭大闹,继以软语央求。黎元洪深怕泄漏机密只好虚与委蛇哄着,算是哄下来了。

  谁知到了下午六点钟,郭泰祺气急败坏地赶到南横街汪彭年的住处——是他们聚会密议之地,却只有刘成禺一个人在。

  “麻哥,麻哥!大事不好,快走,快走!”

  “慌啥?”刘成禺一把拉着他说,“先告诉我,出了什么事?”

  “瞿干卿告诉我,袁克定送了两万元的珍珠给黎本危。‘菩萨’出走的消息,已经泄漏,据说是胡朝栋向杨杏城告的密。现在东厂胡同军警密布,说不定就要到这里来抓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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