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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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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十一月十四达成协议时,海靖曾承诺于三日内致送同意照会。所以如非李鸿章于十五日托俄使代索胶澳,则至迟到十七日,必可获得确实肯定的答复。但有李鸿章的公然卖国,邀请俄国进兵,造成远东形势的根本变化,德国的对华政策亦就有了基本上的修正,变成对中国非常不利。 导致德国对华政策的根本改变,采取强硬态度,一方面固由于德皇的扩张主义,有其主观上的要求;另一方面客观形势的发展,适有可乘之机。 一,中国外交当局,出现了严重的分裂,翁同龢并不能掌握全部权力,德国不取胶澳,胶澳亦未必终能为中国所有,然则对翁同龢让步,就成了一件很傻的事。 二,俄国如果按兵不动,则有中俄密约在,究不知将来变化如何?德国不能不作顾虑,先解决曹州教案,另作他图。现在俄国的意向既明,且有实际行动,则德国的顾虑,变成多余。实际上不但恢复了前一年七月德皇威廉与俄皇尼古拉会谈时的友好合作关系,甚至比那时候的展望,更为良好,因为有意料不到的李鸿章的助力,参加在内。 三,德国如向中国南方发展,妨碍英国在华利益,影响英德关系,自以仍占胶澳为得计。 由此可知,翁同龢、张荫桓与海靖达成的“六条”,得来非易,亦是稍纵即逝的良机,不图为李鸿章蓄意破坏。此人刘豫、张邦昌之不若,其肉安足食乎? 当然,翁同龢亦要负很大的责任。在他个人,从十一月十七日之后,已生肘腋之变,到了十一月十九日,迹象大露,犹自懵然不觉。所谓“张君与余同办一事,而忽合忽离,每至彼馆,则偃卧谈笑,余所不喻”,显然,张荫桓已叛离翁同龢了。 原来张荫桓是颇想有一番作为的,他早已看出,有老奸在内搅局,中德交涉必然枝节横生,因而十一月十六日拟旨,对海靖的交涉,由翁同龢、张荫桓二人办理,“此后如非该大臣之电,国家不承认”。所谓“旨”者,自是降于臣工,对象是驻德公使许景澄、驻俄公使杨儒、驻英公使罗丰禄。因为李鸿章一向以他个人的名义,对驻外公使擅自指挥,驻外公使尊重他的地位,有电必复,而李鸿章从不以复电示同僚,除许、杨偶尔在致总署的电报中,提一句“已另电李相外”,总署从不知李鸿章在搞些什么! 这些情形张荫桓很清楚,所以这道上谕的作用,犹不止于申明对德交涉派专人办理,而是表明李鸿章并无擅自办理外交的权力。如果驻外公使听其指挥,对驻在国有任何承诺,“国家概不承认”,这警告是相当严重的,驻外公使以后自必唯总署之命是听。只有这样,中国的外交才会有起色。 我相信,张荫桓之谋得用,中国必将走英美路线以拒俄排日,至少旅大不会丢掉。旅大不失,对士气民心的刺激,不如戊戌时期之甚,亦就不致出现百日维新的鲁莽割裂之局。 翁同龢如果有点政治头脑,应该知道,这是张荫桓以其政治生命,即所谓“前程”在作孤注之掷。在他,斗李鸿章犹如斗一条毒蛇,非打在七寸上不可。结果,打蛇的姿态已经摆出来了,而翁同龢却如上海洋场中的市井之语,是“黄牛肩胛”。竖子不足与谋,赶快见风使舵,大起戒心。我相信他对李鸿章,必有类似《三国演义》中所描写的,曹操向董卓行刺不成,转为献刀的情事,求取李鸿章的谅解。此即与翁“同办一事而忽合忽离”之故。而翁居然“不喻”,实在可怜! 走笔至此,想起一个朋友说过的一句话:“凡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如今又得一例证,翁同龢岂不是既可怜、又可恨? “忽离”者,“每到彼馆,偃卧谈笑”,“忽合”则张荫桓私下仍替翁同龢画了策,不过他自己则绝不会再出头与李鸿章作梗。《尺牍墨迹》中有一函云: 尊论烛照,仆亦微解其意。握定两国自了,乃吾两人骊珠。若全局离合迎距之故,则非所逆料矣!今日狗窦必有一隙,可从此窥见西方形状耳。昨庆闻玉音,亦以深盼回复为亟,余无所可否,顷方诣农曹,未正式可晤语。不一、不一。 此函作于十一月二十日上午。张荫桓所说的“两国自了”的原则,意即须杜绝李鸿章的干预。但虽说“尊论烛照”,事实上他是有保留的,对全局如何“离合迎距”,并未深谈。此时,张荫桓已经神离,德国亦早已变卦,而翁同龢仍视之为心腹,而光绪犹在盼望德方同意“六条”的照会。真不知君暗臣弱,还是臣暗君弱? 所谓“狗窦必有一隙”云云,以当天下午窦乐纳将访总署,对中德交涉提出意见。翁同龢有英德合谋的观念在,所以预料可以窥知真相。 十一月二十日,在总署专与英使交涉,翁同龢是日记: 申初,英窦纳乐来,先火油,次信船,为时已久,后及胶澳,谓有两端:一、若在南方让地于英不利;一、山东办铁路亦损英利益。余等权词答之,伊则百方刺探,所幸无傲狠启兵之语耳。 五条云海面告,伊即本此诘问,谓究竟否?我则百方搪抵而已。最后合肥托伊电本国劝解,则落边际矣!酉正一始去。归乏极,饮粥。与樵笔墨往还如织。 所谓“五条”,即“如中国开办山东铁路及路旁矿场,先尽德商承办”。英国对此特感关心者,因为自前一年铁路总公司成立,由盛宣怀出任督办后,借用此款兴建芦汉路;比利时则有法国的支持,此项借款的成立,为法国驻汉口领事与张之洞直接交涉的结果。此后纠纷迭起,英国曾想取而代之,并未成功。此时美国财团则委由容闳出面,向总理衙门接洽承办天津至镇江的津镇路。关外则任何人想建路都为李鸿章所反对,因为他代表俄国的利益。 如今德国再获得山东方面的铁路承办权,则只有英国落空,当然于心不甘,但从另一角度看,亦是英国的一个机会。因为以利益均沾的原则,英国可以提出在他处承办铁路的要求。因此,翁同龢“百方搪抵”,始终不肯承认。 不过他从“狗窦”中已能窥知,英、德不似勾结的模样,所以从总署回来,致函张荫桓,认为应将窦乐纳所说的话,扼要“婉达海使,否则转疑我为隐”。由此开始,终于一步一步让翁同龢恍然大悟:“俄实与德通,令海前驱耳!” 第二天,十一月二十一日夜,局势发生新变化,李鸿章卖国的奸谋,初步实现。翁同龢日记: 未初赴总署,与樵野商酌,今早梁震东往德馆未得见,并阻我辈往。而查外电簿,昨德寄德馆电二次,二百六十余字,益可疑,乃令总办童、何二人往问福兰格,前约三日,究竟何日再商?始定明日三点钟往晤。发许电,发北洋鄂督电,告以现在教案将结,胶澳难议。各国皆不允南洋给德国一岛,日使告李相划一策,谓以胶暂租与德是解围之法。今晚巴使访李相,未知其意。夜李函,云巴言俄二舰明日到旅顺,已电北洋矣。 这天徐桐有一疏论胶澳,颇具危言,光绪因命翁、张至德使馆,探问动静,结果受阻。翁同龢至此才看出局势不妙,是日夜间有一函致张荫桓: 事已中变,亟图办法,不能坐受其愚也。卓见如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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