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光大老(26)_高阳

二六

　　知县补缺，至于京官缺少，想补更难。所以李慈铭“纳赀为郎”后，同治末年寓宣外保安寺街时，在春联上大发牢骚：“保安寺街藏书三万卷，户部员外补缺一千年。”光绪六年会试中式，殿试本可点翰林，自请归本班补用，方得补实。

　　以前各捐班，大致一时急需，事过即停，而且劝捐大致在本省及少数通商大码头，所以问题还不严重。及光绪十三年开郑工捐，不久“海防新例”接踵而行，亘续数年，遍劝全国，很快形成了做官等于做生意的风气。于是除明的捐纳以外，还有暗的卖官鬻爵。慈禧以外，珍妃亦不无染指之嫌，传闻后妃不和，此亦为原因之一。如清人笔记载玉铭事：

　　玉铭者都下木商，隶籍内务府，入赀捐同知职衔。清光绪年间忽放四川盐茶道，其谢恩召见时，光绪帝询尔向在何署当差？对曰：“奴才向在某某。”帝不解，又问之，则曰：“皇上不知某某乎？某某者西城第一大木厂也。奴才向充管事。”帝哂曰：“然则木厂掌柜耳！木厂生意甚好，何忽弃而做官？”对曰：“因闻四川盐茶道之出息，比木厂更多倍耳。”

　　帝是时已怒甚，然犹隐忍未发，复问：“尔能国语乎？”曰：“不能。”“能书汉文乎？”嗫嗫良久，始对曰：“能。”帝乃以纸笔掷地，令一太监引之出，于乾清宫阶上，默写履历。待之良久，始复命缴卷，仅有“奴才玉铭某旗人”数字，字大如茶杯，而脱落颠倒不可辨识，甚至“玉铭”两字亦复错讹不能成书。帝始震怒，立命以同知归部候选。

　　玉铭既失官，复归木厂，承办醇贤亲王祠大工；以干没巨款，并勾通内监盗邸中物售诸西人使馆事觉，诏提督衙门逮捕；乃披剃为僧，遁入西山佛寺。

　　光绪之失欢于慈禧，此为一端。与玉铭无独有偶者，又有鲁伯阳事：

　　清光绪朝沪道聂缉规升某省臬司，次日枢臣入见，袖关道记名单以进，请德宗简员补授。帝阅之无言，忽出白纸条寸许，署“鲁伯阳”三字，蹙额授枢臣，俾详查其籍贯履历。诸臣奉旨，退至军机处遍检各种道府存记名单，并无其人，即持以复命。帝犹欲召吏户两部堂官查询出其处，诸臣徐悟其故，乃顿首曰：“上果知此人可用，即径行简放可也。必欲确查出处，恐吏户两部亦无籍可稽耳。”

　　上凝思良久，乃太息而授之。鲁奉旨南下，时刘坤一方督两江，知其所由来，固靳之终不令赴任，数月后借事劾去之，奉旨开缺，闻鲁于此缺先后运动费，耗去七十余万，竟未得一日履任，因愤而入，着道士服不复出。后有知其事者，谓鲁所纳之贿，系摄政王之母某福晋所得，盖福晋与慈禧太后最契合，故敢作此狡狯云。

　　其实聂缉规的上海道，亦是花钱买来的。聂为曾国藩的女婿。左宗棠督两江时，推故人情谊派聂在上海制造局当差，因而起家。据文廷式自言，聂放上海道后，文向他道贺，说“足下可谓扶摇直上”，以“扶摇直上九万里”诗句，讥其以九万银子得上海道。这当然不会是珍妃的好处，因为光绪的用人之权，而为慈禧所不能夺者，只有学政与考官两项。

　　其时乡试主考，亦可花钱买到。主考下了本钱，便卖关节，由琉璃厂书铺经手，所确知者有江西金溪人所开的“二酉堂”。鲁迅的祖父周福清，即因贿买关节下狱。光绪中期以后风气败坏，政以贿成，恬不为怪，亡国之象毕现，推原论始，实起于“海防新例”之彻底摧毁了吏治。

　　《春冰室野乘》又记：

　　然其归也，犹温旨慰谕，俾驰驿归里，食全俸。且戒以国有大事，宜随时以所见入奏。及其薨也，乃仅赠太子少保衔，一切辅臣恩泽，俱不得与。故事：“辅臣身后，必晋三公，即不能亦当赠太子太师。”今以一品大臣，而身后饰终之典，乃以二品衔予之，国朝二百年间，盖公一人而已。是时几并予谥而靳之，赖南海张樵野侍郎力争，始得请。内阁原拟清、勤、悫、介四字，朱笔独点用第四字，亦不满之意也。

　　按：《清史稿》本传：

　　遗疏入，谕曰：“致仕大学士阎敬铭，清勤直亮，练达老成，由部属于咸丰年间调赴湖北军营办理粮台。洊升藩臬，蒙穆宗毅皇帝特达之知，擢任山东巡抚。因病乞退，旋补授工部右侍郎，以旧疾未痊，辞不赴职。朕御极后，宣召来京，简授正卿，参预机务，晋赞纶扉，宣力有年，克勤厨职，嗣因患病开缺回籍。兹闻溘逝，轸惜殊深，着加恩追赠太子少保衔，照大学士例赐恤；任内一切处分，悉予开复。应得恤典，该衙门察例具奏，用示笃念耆臣至意。寻赐祭葬，予赐文介。”

　　“三公三孤”在清朝为加官及赠官，大学士殁后赠官，如资格较深，并著有功勋者，多追赠太傅或太保，至少亦应是太子太保。阎敬铭生前已是正一品的大学士，不意身后赠官，反而为正二品的太子少保，为“宫衔”中最起码的一等，与体制完全相悖。所蕴含的意义是：阎敬铭对于宫廷一无贡献，亦可谓是对宫廷不忠不义。

　　至于谥文介之“介”，虽列入内阁谥所资的《鸿称通用》下册中，但有清二百余载，大臣得谥，从无用“介”者，可知此为恶谥。但依我说，此为殊荣。清朝八“文正”，而只得一“文介”，物稀为贵，京师所谓“独一份”，最为名贵。《鸿称通用》下册，为臣谥所用，每一字有两种或四种解释，即如“直”字，亦有两义：“敏行不挠，率行无邪曰直。”唯有“介”字只有一个解释：“执一不迁。”此四字亦道出了阎敬铭性格中最珍贵的部分，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大丈夫为之大丈夫，亦无非执一不迁，始终不改其节而已。是故曹振镛可谥文正，张之洞可谥文襄，则阎敬铭之易名为文介，正为美谥。

　　又可注意的是，阎敬铭于光绪十五年回籍时，犹温诏慰谕，而两年多以后下世，慈禧竟吝于恤典，似乎阎敬铭死有余辜，可知在这两年中，小人媒蘖中伤之甚。他们说些什么坏话，虽不得而知，但有一点是可以想象得知的：光绪十五年户部年盘库，存银一千零二十七万余，库有如许巨款，而吝于一园之修，是何居心？我在想，凡人心理上有大不足之意，欲求补偿，则往往过当，形成心理上的反动。如果阎敬铭能近如曾国藩，远如王阳明，对小人委曲绸缪，务期保全大局。当时能开诚布公说明白，筹三百万或五百万，供太后颐养之需，不过修西苑也好，修清漪园也好，绝不能额外多用一文，或者不会如以后那样“敞开来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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